序我一向偏好读汉诗。和唐诗比较起来，汉诗没那么注重格律，表达感情也浅白直接，好像经历风雨长满苔藓的墙面，生出一种粗粝的美。汉朝人也是这样。简单、直接，有什么说什么，说了也不怕翻脸，他们活出了今人想要而不得的洒脱模样。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小书，题为“忽如远行客”，语出《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诗歌很长，不全部引用了，此句前后则是“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人生都是向着一个目的地不停行走，心中难免会生出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抵抗这种虚无感，人就会不停地为自己找事做，游戏也好、事业也罢，终究不能不明不白地就彻底远行了。诗句中的汉朝人和历史中的汉朝人一样，不认输也不蹉跎。最直观体现这种人生观的人，莫过于游士和游侠。《史记·游侠列传》评价他们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放到今天便是潇洒自然，不怕死也不偷生，做好事不留名的意思了。游侠和后代的武侠不太一样，但是又有相通之处，连接点便在于这份潇洒自然。游士算是游侠的孪生兄弟。如果说游侠代表了战国时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权势转移中尚武的那一批人的话，游士便是其中崇文的代表。无论文武，“游”，也就是脱离原有身份，选择漂泊而又冒险的生活，蝉蜕于传统之外，超然于社会强加给自己的种种负累之上，不在乎他人的评论，只追逐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选择如此生活，就是选择与过去决裂。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的逍遥，却未必领略他们的决心。向前追溯，春秋以前，人的身份是固定的。基于宗法社会的传统，人被限定在特定的阶层和行业内，动弹不得。向后观望，汉武帝以后，汉朝建立了不同于战国汉初的用人取士标准，人才的出现不再是“脱颖而出”，更多是平流进取。惟有战国至汉武帝前期的这段历史，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变化态势。如同太上老君的丹炉，不停转动、搅拌，带来了群体的翻覆、升腾。人如水势，流动才有生机。游士和游侠在数百年间出入诸侯王廷，周旋贵戚百姓，经行千里万里，谈笑霸业宏图。他们经历挫折，遭受磨难，朝为座客，暮成楚囚，很多人一生经历不到的浮沉，他们或许在一日之间就已万死万生了。这么看，游士与游侠的决绝，正是在向死而生中生出的大气概。惟其如此，他们的生命也如流星划过，不求永恒，但一定要璀璨。于是可以看到，战国时的游士和游侠聚集在以四公子为代表的王侯身边，他们游说干禄，扭转乾坤，诸如商君、张仪、范雎、李斯，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于荆轲、郑国等人，更是以刺客和间谍之姿，卷入历史洪流之中，书写了自己的传奇。等到了秦统一以后，游士和游侠之风未绝，很快他们又参与到反秦的活动中来，如张良、韩信之辈，纵横捭阖之间，不脱游侠底色；而陆贾、娄敬之徒，又为统一王朝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的看来，秦楚或楚汉之际的游士与游侠，多多少少呈现出强烈的黄老本色，他们功成而退，全身远祸，更为逍遥飘逸。汉朝建立以后，面临着匈奴、军功集团和东方诸侯等若干问题，呈现出“后战国时代”的特点。游士和游侠固然能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不过他们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越来越小了。等到汉武帝以后，王国问题彻底解决，游士和游侠必须进入到统一王朝选士用人的体系中来。这时，战国至汉初兼资文武的游士底色，蜕化为儒生或纯粹的武士。那些保有强烈战国色彩的游士，要么在皇帝的宫廷中沦为倡优，要么在乡里间变为豪强。《史记》和《汉书》虽然都设立了《游侠列传》，但是其中记录的汉初和汉武帝以后的游侠，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其中差异何在，恐怕还是要到历史变迁与社会矛盾变化中去寻找原因。当“游”不再成为可能，当“士”亦改头换面的时候，“侠”的精神就被人们单独抽离出来，成为对往日光阴最为瑰丽的追忆和想象了。从秦汉以后，侠客代代不绝，只不过他们被渲染得更隐秘，更传奇，更处江湖之远却不忘庙堂之高，更具备浪漫主义情怀也兼具了英雄主义的牺牲。他们被抽象成一种符号，一种执行朴素民间道德的工具，一种给人希望与寄托的精灵。无论是否真实，我总认可这份期许。当我将秦汉游士与游侠的历史追忆完毕时，头脑中闪现出了这样一幅情景：村口大槐树下的老爷爷，身着短褂，安坐马扎，就着一壶小酒，咂摸着几颗花生米，摇动大蒲扇，生出一点风，遥遥望着西斜的落日。余晖之下，身影长狭，便是一个时代，便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