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十几年前,在我的博士生工作坊上,学生问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大意是:目前当代文学史教材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价,跟近年文学批评文章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这是什么原因?回想当时已出版和正在撰写的几本文学史教材,包括我与人合著的教材,确实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虽然有学者试图对批评的结论做点延伸,换一个角度进行更具新意的解释,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学生提出的问题,一直在我的脑畔挥之不去,及至将十几年来陆续撰就的小说细读文章,编成这本《小说的读法》,我才感到有继续对之探讨的必要。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话可以借用一下:“那些最早打算根据现场资料来撰述历史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他们要述说的事件是刚发生了的。”学生的疑问可能就来自这里。今天对新时期作家作品的“ 文学史细读”,也面临这个难题。即,它们应该如何既吸收文学批评的成果,又与其有所区别,拉开一点点距离,尤其是不能以它们的结论来代替或影响自己的新的判断。对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来说,由于小说发表在很多年以前,即使也有不少批评文章作为材料依凭,但研究者可以站在“ 过来人” 的位置,用“史家”眼光,去分析解读这些作家作品。显然,当代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作品和批评差不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而不久后撰写的文学史教材,还来不及清理、沉淀和反思文学批评的结论,这就使“批评” 的痕迹,被不自觉地带到文学史撰写中来。另一方面,除时间的因素之外,也有与小说联系紧密的史料没有得到开发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已故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孙楷第先生,曾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史料建设做出过十分卓越的贡献。在1930 年代,他编辑过《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学术工具书,为后来的古代小说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史料基础。之后,他又开展小说本事的研究,撰有《小说旁证》等著作。本事研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者的“ 小说” 是怎么“ 写出来” 的,它们跟作者的生平身世、所处时代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因此,本事研究,可以称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才会产生文学史结论和批评的结论有较多重叠、相似的问题。按照我今天的理解,对新时期以来四十年小说的研究,恐怕已经到了本事研究的阶段。至少可以说,研究者应该有意识地与当时发表的小说,保持一定的历史距离,不是带着“同时人” 的眼光,而是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情来看待它们。他可以利用现有材料,例如文学批评的发现,作家的自述、访谈,以及相关的其他材料,然而需要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不以前者的是非为是非。自然,如何掌握尺度和分寸,对具体的研究来说,依然是一个考验。以上是我编辑这部著作的一点浅近的体会。这本书的出版,因为疫情原因,拖了两年的时间。其间,我对书的体例进行过一定的调整。疫情不仅客观上拖延了该书的出版进程,也无形中加大了本书的责任编辑高迪在校对、编勘上的工作量,而她对所编书籍,又一向秉持着认真严谨和负责的态度。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对编辑的工作表示感谢。2023 年11 月4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