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可能是北大文科迄今唯一的同世界一流大学保持了13年之久的培养最高人才博士生的国际合作项目。

2017年春节前的某天晚上，我在家中接到金安平老师从美国西港打来的电话。她很高兴地介绍了我们新派去的北大两位博士研究生在耶鲁报到后的情况，然后很委婉地征求我的意见：史景迁先生已经退休数年，她自己也要退休了，这个持续了十几年的项目，是否可以告一段落？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项目得以维持至今，完全是他们夫妇全力操持的结果，经费来源也基本上是从史先生主持的东亚研究理事会支出的。史先生荣休之后，我已经做好项目可能结束的心理准备。这次接到金老师的电话，立即对她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和衷心的感谢！她进一步和我商量怎样把这个意思通知北京大学的有关部门。我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个可能令人为难的事情。

春季开学后，我向北大国际合作部和研究生院分别通报了这个消息。说实话，我对这个北大文科同世界一流大学保持了十几年之久的博士生访学项目，深感依依不舍。当初参与创建这个项目的国际合作部周曼丽副部长，也完全同感。她提议再从教育部的国际交流项目中设法维持这个合作关系，为此她积极地同教育部外事司和耶鲁大学国际合作办公室进行了联系。我也在北大研究生院资助下，去耶鲁大学看望这个项目访学的两位博士生，顺道和耶鲁大学有关部门磋商新的延续办法。终因制度安排上的困难，这个项目难以为继，宣告结束。

由此，我深刻体会到：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对北大—耶鲁这个项目的独特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事在人为”，此即一例。

当我再度漫步在古朴的耶鲁校区，再次走入他们夫妇在西港花木深深的庭院，把盏忆旧，许多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初识史景迁先生是1993年夏，他在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SAIS）进行学术讲演。恰好我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慕名去听讲。具体讲题已忘了，但他颀长的身材、丰富的表情、生动的语言，特别是那把连腮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这代中国人可能都熟悉马克思头像。初见之下，我觉得他的相貌怎么有点像马克思啊。


我们还知道，在美国的“中国学”界，20世纪费正清、鲍大可、白鲁恂这一代大家之后，继之而起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三杰”有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他们的中文姓名都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意涵的。史景迁就不用说了，孔飞力告诉我，他原来的中文姓名是“孔复礼”，恰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之时来华访问，中国人民大学的接待者一看这个名字，连说不好。无奈之下，他只好说：Well，这是你们的国家，你们说叫什么名字好吧？于是，被改成了“孔飞力”。他一直很遗憾，这么一改失去了中国古典意味。

“三杰”各有所长，但就著作丰硕、文笔优美、叙事生动、人物细腻、才思敏锐、影响巨大而论，史景迁无疑是佼佼者。当时我们这代中国青年学者躬逢改革开放，初沐欧风美雨，对这些国际名家十分仰慕，尤其是史景迁那独具特色的历史叙事风格，


令我们这些习惯于用某种既定的概念和主义来理解历史、沉浸于把生动活泼的史事和人物写成一条条抽象观点的教材和论著的青年学人，眼界一新，骤然感觉：哇，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啊！此后，我在美国东西两岸只要听说有“三杰”的讲座，都会赶去听。1998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邀请史景迁做学术报告，他讲的是曹寅家世与清初政治，考据之细致入微，又使我此前对他文辞精美的叙事风格有了另一番印象。

2003年11月，为促进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流，北京大学邀请耶鲁大学校长率代表团来访，举行“耶鲁大学日”。北大国际部具体负责此次活动的周曼丽问我：在耶鲁的文科学者中，应该邀请谁来？我说史景迁先生是耶鲁大学的头牌中国学家，当然首推邀请他。耶鲁校长和史先生都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主题大会后，耶鲁的各位学者分别到专业对口的各院系进行交流。我作为历史学系主任，14日下午，在北大二院主持了史先生的学术讲座。我知道偕行的史夫人金安平老师也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学者，其祖父乃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前辈金毓黻先生。金老先生是1913年考入北大的本科生，1950年前后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担任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在本系教授过东北史地和史学史课程。据当时给他做助教的田余庆先生说，金老先生是一位慈祥但说话很谨慎的老师。我感到很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段渊源。所以，在讲座的开场致辞时，我首先说：今天我们很荣幸也很高兴，曾在我们系任教的老前辈金毓黻教授的孙女金安平女士，带着她的夫君史景迁先生回“老家”来了，为我们作这场学术报告。这一开场白，引起全场感叹，史先生夫妇也笑了。接着，我简要介绍了金毓黻教授的治学范围和金安平研究的课题，然后着重介绍了史景迁教授的学术成就。史景迁在北大历史学系的首场学术报告，就这样在“家人团聚”的气氛中开始了。

讲座结束，我陪史先生夫妇去勺园用餐。金老师对我说，我的那番介绍让她很感动，心里觉得应为这个“老家”做点什么。我当时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比较上心，觉得我们在这个最高学位的人才培养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就在席间向史先生探询，有无可能在耶鲁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建立某种历史学博士研究生的交流访学机制？例如，每年各自派

两三名博士生，到对方大学访学一学期或一学年，双方互免学费，承担对方学生来访期间的食宿费用。金老师和周曼丽当场都对这个建议表示支持，史先生也愿认真考虑，并就细节问题和我交换了意见。

回到耶鲁大学后，史先生继续就此事和我保持联系，并同莱文校长、琳达副校长、查尔斯副教务长及东亚研究理事会会长等积极磋商，一致认为可以先从史学相关的学科开始，探索拓展两校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交流。他在做出巨大努力之后，2004年11月3日，给我发来关于两校优秀博士生交流项目的建议，其中提到这个交流项目的参加者是和史学相关的人类学、艺术史、美国学、宗教学、现代文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优秀博士生。对于交流学生的人数、遴选条件、程序、待遇、访学期限等具体问题，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个项目将先试行3年，每年相互选派1—3人，访学一个学期。耶鲁根据本校学生宿舍的情况，从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接受北大选派的博士生。

接到这个建议之后，北大国际部和留学生办公室也对接待耶鲁大学的来访博士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于是，就以史景迁先生的建议为基础，两校之间的史学博士生交流项目很快启动了。印象中，双方并没有签订什么正式的协议，完全是在默契的信任中办起了这样一个项目，而且一办就是十几年。

在选拔学生的程序上，我们尽量采用国际通行的跨学科跨院系地组织教授委员会进行遴选的办法，还请在校的外国学者加入遴选委员会。我作为项目的中方负责人，组织这个以相关专业教授为主的遴选委员会，对北大方面的申请人进行资料审核和面试。委员会每次由5人左右组成，先后参加过遴选委员会的教授有彭小瑜、朱庆之、贾庆国、朱青生、王希、李剑鸣、王立新、Michael Chapman、Enrico Fardella、陈长伟等。国际部和研究生院每次也都派人负责审核报名者的材料并参加面试。记得王勇、何峰、王硕、马岚等人都曾参与。


相关院系的前述各专业范围的博士研究生，看到国际部和研究生院网站上的选聘通知后，踊跃报名。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英文和专业水平进行认真的考察和面试，坚持学术标准，注重学术资质。面试结束后，委员会把集体形成的推荐意见，连同所有报名者提交的材料，都发送给耶鲁方面。耶鲁一般是按照北大委员会的推荐意见来录取交换生的，但有时也会根据耶鲁大学教授和专业资源的情况，把北大委员会推荐的人选换成排名虽然靠后但研究方向更适于耶鲁当年培养需要的报名者。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金安平老师都会亲自打电话给我解释，我也会尽力给委员们解释。有时会有个别委员对此难以理解，但录取的最后决定权毕竟应该还是在耶鲁大学。

最初，耶鲁大学也曾选派过两三位博士研究生来北京大学进修，有的还帮助我们开过很活跃的研讨课。但后来对方就基本上不再派人来了。我想，归根到底，可能还是双方在满足对方的需求方面有差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史先生夫妇还能把这个项目坚持维护了十几年之久，真是难能可贵。这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单方面受益的项目。

从2005年1月至2017年7月，北大方面先后派去了13届共29名博士研究生，专业领域分布于历史学系、中文系、外语学院、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法学院等院系的世界史、中国史、哲学史、宗教史、科技史、政治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学、艺术史、法制史等领域。这些研究生普遍反映这个项目对提高他们的培养质量产生了良好效果，对他们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有重大影响，对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借鉴美国博士人才的培养模式，学习国外经验，改进研究生培养机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修归来后，他们都提交了总结报告。

具体而言，令他们感受深刻的效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专业研究方面得到耶鲁名师的科学指导和严谨训练，在学术上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创新能力。他们普遍认为，该校研讨班（seminars）式的课程，对他们帮助最大。通过这种系统而密集的阅读，多元视角的讨论，活跃的课堂参与，以及主讲教授的高水平指导，自己体验了耶鲁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一些同学特别注意到：教授对学术史和方法论着力尤深，不允许在这些方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还感受到耶鲁课堂上国际化与多元化的气氛，来自不同国度、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学生进行着热烈的思想交流和碰撞。由于这种类型和水准的研讨班课程当时在北大还不多见，同学们也由此认识到母校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上需要做的改革。

二、耶鲁大学雄厚的学术资源为博士生提高论文写作质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前往耶鲁的北大学生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与美国或者西方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北京大学和国内其他学术机构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比较少。这个交流项目为我校博士生收集论文资料创造了大好机会。耶鲁大学图书馆不独藏书极为丰富，而且有国际联网、馆际互借等异常的便利和周到的服务。尽管同学们进修的时间仅一个学期，但都收集到了学位论文所需要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论著，为回国后完成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多数同学也利用各种机会访问耶鲁以外的档案馆，甚至实地考察与自己研究对象有关的地区、城市和组织，向美国其他学校相关学者进行请教。还有机会参加了亚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活动。同学们对所有指导帮助过他们的美国老师和同学们抱有诚挚的谢意。

三、与美国学者、学生以及社会的直接接触，使北大博士生对美国历史、文化与社会有了实际认知。北大学生在赴美以前，对美国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难免有一些公式化和概念化。这个交流项目，使他们得以直接感受美国大学的校园文化，走入美国社会，结识许多美国朋友，增进了与美国师生和人民的友谊。在史景迁教授和金安平老师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同学们积极投入耶鲁的校园生活，参加众多的讲座、讨论会、音乐会、电影和体育比赛等活动，增加了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在全球化的今天，通过亲身实践来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民，是增进中美人民友谊的必要途径。


四、在项目初期来北大的耶鲁大学博士生，也对北大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耶鲁历史学系的博士候选人
鲁乐汉（John Delury）即为一例。他在北大历史学系进修期间与中国同学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交流，积极参与了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的课程改革，获得学生赠送的“亦师亦友”一面锦旗。他协助世界史专业的老师设计了三门课程：外文原版教材阅读指导（3学时，3学分）、外文历史文选阅读指导（3学时，2学分）、外文历史文献选读（3学时，2学分）。他不计报酬，主动承担了历史学系的一门研究生课程，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与彭小瑜教授一起发起延聘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北大研修的博士生参与教学的项目（US PhD Student Mentor Teaching Program）。该项目于2007年春季学期聘请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Rod Campbell，担任外文历史文选阅读指导课的任课老师。鲁乐汉和Campbell的课程受到北大学生的欢迎，使同学们体验到一流大学的教学方法。

最令北大派赴耶鲁进修的这批学生感动的是，史先生夫妇从学业到生活给予他们亲切的关怀和照顾。他们初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往往意外地得到史先生亲自迎接，甚至驾车送他们到住处。安顿下来后，史先生夫妇又带着他们熟悉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的教育设施，拜访指导教授。进修期间，他们也常常被请到史先生家中做客，真正使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在这一时期，我曾经数次邀请史先生夫妇来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讲座或参加论坛。大概因为年龄缘故，史先生往往要求在研究生和学者的小范围内进行座谈或讲座，不举行大规模的演讲。我们尽量按他的意见安排，但有时候消息传开，大批的校内外听众

慕名而至，我们原来准备的研讨型小教室根本容不下，只好一换再换，换到教学楼里最大的阶梯教室，仍然人满为患，过道和讲台上都坐满了听众。碰到这种情况，史先生对于主办者的无奈总是给予宽容的谅解。

2014年2月底3月初，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又一次来北大历史学系进行学术访问。除了讲座之类的安排之外，我特意邀请参加过这个交流项目的同学前来和他们欢聚。有些同学尽管已经毕业到校外工作了，仍然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在中关新园的一家餐厅，怀着感恩和忆旧的心情，欢聚一堂，畅谈往事和近况。面对简单的菜肴，身处亲切的气氛，他们夫妇看到自己尽心培养的中国博士生们成长起来，心情显然是快乐的。这是大家都难忘的一次聚会。

这个从2003年开始延续至2017年的北大—耶鲁史学优秀研究生交流项目持续了13届之久，终告落幕。但它所播下的知识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所体现的跨国人文交流的精神还会继续传扬。有幸参与这个项目的中方博士研究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把从耶鲁进修中获得的教益化作自己的文化财富，把这段经历看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加油站。对他们来说，时间虽短，然受益终身。从他们撰写的这些纪念文章中，人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怀恋和感恩。

我和他们一样，把自己最诚挚的谢忱，献给为这个项目作出贡献的各位北大教师、国际合作部和研究生院的有关领导和同事，也献给耶鲁大学的相关人士，特别是史景迁、金安平夫妇！

就在准备出版这部纪念文集之际，噩耗传来，史景迁先生不幸于2021年12月25日（当地时间）在家中去世了。我们闻之不胜哀悼！这是一位以研究近代中国而享誉世界的杰出史家，也是史学新文体的开拓者。他善于以“人”为视点，聚焦于各种人物的经历和命运，透视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军事等层面的内在联系和复杂历史。他著作等身，文辞优美，叙事生动，考据严密，为中国历史的跨国理解与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英语世界的“中国学”名师、耶鲁大学的荣誉教授，他大力推动了中美民间的人文交流，也是北京大学诸多师生的良师益友。我们谨以这本纪念文集，感谢史先生、金老师的宝贵帮助，分享我们终生难忘的美好时光，寄托我们对史先生的深切哀思！

牛大勇
2021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