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由我在北大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课程的名称是“当代文学史问题”。上课的地点在一教（第一教学楼）的104教室。课从1999年9月开始，9月的6、13、20、27日，10月的11、18、25日，11月的1、8、15、22日，12月的6、13、20、27日，一共15次。
授课对象原来设定是当代文学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所以估计人数会在十几二十人，并打算讲授和讨论相结合，在讲课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由学生分别准备，在课堂上提出他们的报告。实际的情形却打乱了最初的设想。听课人数总是一百多人，除了研究生外，还有本科生，也有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讨论当然完全不可能。而为了照顾于当代文学某些情况不甚了解的听讲者，在现象的说明性解说上也只好多用些时间。这样，原来想讲两方面的问题（“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当代文学”的形态特征），到学期快结束，发现头一个还没有讲完，剩下的只好作罢。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是我上课常患的毛病，上“当代文学”基础课也是如此。不过，当初（50年代）林庚、吴组缃、杨晦、王瑶诸位先生给我们上课，也大都是这样的；杨晦先生讲文艺理论，讲“九鼎”，一个学期下来，“九鼎”还没有讲完。这好像是中文系的一个“传统”。这样一想，也就不会感到特别不安。
“当代文学”的“发生”，在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当代文学”常被看作因政权更迭、时代变迁而自然产生。这种叙述方式，对证明“当代文学”诞生的“历史必然”和它存在的“真理性”虽说相当有效，但在学术研究上，对问题和现象的这种“平面化”处理，却引开了我们对许多矛盾、裂缝的注意。所以，在课上便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中国左翼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演化：它与另外的文学力量、文学成分的紧张、复杂关系；它确立了怎样的文学纲领、路线；以及如何建构它的“当代形态”。从后者而言，又涉及作家分类，文学“资源”选择，文学“经典”的重评，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制定等方面。其中，引出了对“中国左翼文学”在当代命运的讨论：这是那时我和一些同学颇感兴趣的问题。这一具有“先锋”意味，在某些时间里表现了相当的活力的文学，是怎样走向“制度化”，怎样失去“弹性”而变得僵硬的？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吗？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文学史叙述和当今文坛上已失去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它的经验，它曾有过的以粗糙、不和谐去抵抗“腐败”（文学的和社会的）的努力，是否还是一种重要参照，一种不应忘却的遗产？这都是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从1961年开始，我大学毕业后就以教书谋生，所以，这些年出版的书，也大多是由讲稿整理、修改而成。譬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1986），譬如《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1991），更不要说《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97）了，它本身就是一份讲稿。这些书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常会提出要求，即想方设法抹去讲稿的痕迹，改造得像“学术专著”的样子。我也乐意于这样做：这至少对评教授，评博导什么的有好处。当然，狐狸尾巴不可能藏住，书里许多地方的语气、论述的展开方式，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它与讲课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正好相反。有听过课的学生，还有出版社的编辑，希望不要弄成正襟危坐的“学术”样，要保留讲课的那种情景。内容维持原样不说，课堂的氛围，讲述的语气，一些随意的发挥，也尽量不要改变。于是，在整理时，我便这样去做。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书现在的这个样子，也不是讲课情景的实录。“真实”并不可能。我只能说，面貌大致不差。有不少修改，也有不少补充。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是我拙于言辞，又有潮州口音，上课时总怕学生听不懂，便会有许多重复和解释；这些在成为书面文字时就完全是多余。二是有些话在课堂上随便讲讲无伤大雅，写到书里会觉得欠妥当。三是因为天性怯懦，虽然讲课已有40年的“历史”，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依然还是战战兢兢，没有信心。一旦发现学生有些不耐烦，或漠然无反应，事先准备好的内容就会随时删节。课安排在上午的3、4节，快到中午12点，就忧虑学生的饥肠辘辘，常常是在做出“不要着急，还有几句就完了”的声明之后，赶紧将剩下的用三言两语潦草带过。凡此种种，都是无法完全保持原样，而要做修改、补充的理由。
我讲课的时候，当代文学界有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有的重要的书还未出版。因此，课上的许多说法，现在看来就显得相当落伍。譬如高行健先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我既没有读过，甚至也没有听说过《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对他获得这一奖项也没有丝毫的预感。这些对于一个“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是很可惭愧的。许多事情使我认识到，其实不用隔代，不用过几十年几百年，现实就在不断证明我和另外一些“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判断力的可疑。当然，是不是“可疑”，现在也很难说清楚。这一切在书中都保持原样。另外，按照学术著作的出版规范，本来应该对引文加以注释，列出引用书籍的出版地和出版时间。但既然不要太“学术”，要体现“演讲录”的“文体”特征，对这种规范也做了别样的处理。所有课上谈到的重要著作，引用的文字，都不一一加注，只在书后列出这些著作的目录，在正文的引文后的括弧内注明页码。

教师在课堂上讲课，一般都会很专心，会根据情况调整讲课内容、方式，注意听讲者的情绪、反应。但其实也有“走神”的时候。我在三教（第三教学楼）上课的时候，就常发生这种情形。教室朝南的窗户外面，就是“五四运动场”（1956年我入学时，还没有这个名字，那时叫“棉花地”，以前是一片种棉花的农田？棉花地这个名称，其实相当不错）。教学楼紧挨运动场，这是我们学校建筑布局上许多创造中的一项。上课时，从窗户看出去，有时是无云的晴空，有时就是飞沙走石，尘土蔽日。打篮球的嘈杂喊声经常传进来。现在又有了新的景观：不远处矗立着那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北大“太平洋大厦”。这时便会想起：五六十年代三教、四教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湖，周围山丘环绕，湖中间还有长着几株柏树的小岛。湖边排列着高大的杨树。几阵秋风过后，树下便积满厚厚的落叶。东边小山后面幽深的树林里，隐藏着一座四合院，住着不知名姓的人家。这一切，如今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在北大，那些称作“园”的地方，如勺园、佟园等等，已是有名无实。著名的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承泽园，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的燕东园、燕南园，也正在经历着相同的命运。这时，便会有一种伤感。
这次的课是在一教上。窗外是马路，马路对过是图书馆，而且窗口就有树，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另一种想法：面前许多专注的听讲者，他们花这些时间（有的还要从城里老远赶来）听“当代文学史”的枯燥问题，是不是值得？如果去读一本有趣的书呢？或者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呢？如果天气晴朗而且凉爽，那么，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坐在未名湖边看着湖水发呆，在遍布学校四周的茶馆、咖啡室里和朋友聊天，是不是更好？很显然，一些人为了听课放弃了更好的选择，更惬意的享受，这使我对他们产生歉意。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些在选择上出了差错的听讲者。

至于这本书能够出版，那完全是学生和朋友努力的结果。没有他们的推动、帮助，这一切只能是塞在抽屉里的一叠杂乱的讲稿，说不定这次搬家就当成废品处理掉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夸张。上第一堂课走进教室时，看到讲台上放着录音机，觉得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有学生回答说，录下来可以整理出版。对于这“自作”的“主张”，我将信将疑。但是此后录音一直坚持着，从不间断。课程一结束，学生就整理了录音，输入电脑。中间有一两次录音机出了毛病，就根据上课记的笔记补充。不到半个月，我收到了磁盘和一份打印好的稿子。我一边修改补充，一边怀疑是否有出版社肯接受这样的书稿。但不久又得知，确有出版社表示了兴趣。这时，我便开始生病——?近一段时间，每出一本书总要病一场，这好像已成“规律”；当然这回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贪图住大一点的房子，忙于装修和搬家——?而稿子还有不少的错乱，注释也未全做好；电脑又感染了病毒，格式受到许多损害不说，所有的注释码都不打一声招呼就从正文中消失。所有这一切，都只好由学生去做。出版社的编辑郑勇先生在北大上过学，不过没有听过我的课。看了讲稿，大概因为我总归是“先生”，所以说了不少肯定的话。也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并认真、细心地考虑了版式、装帧等许多细节，包括改变注释的方法。也要我另起一个不那么古板、老套的书名（他们说我过去的书名都古板而老套）。我搜肠刮肚几天，终于因为缺乏想象力没有做到。交由他们去处理，他们也不比我高明多少，同样一筹莫展，只好使用这个大家都不满意的名字。
我的同事，那位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鲁迅与周作人、研究曹禺，又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的教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如此，出处待查）：我们从学生那里得到的，其实比给予他们的多。我很同意这番话。为了不辜负那些渴求知识的青年人，为了能和他们对话，你就不敢过于懈怠，时时警惕懒惰的本性，而要不断学习，包括从他们那里学习。

?作者2001年6月3日于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