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让普通读者了解什么是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以及思想史家在做什么。思想史在当下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在历史研究发生种种转向（全球转向、跨国转向，以及比较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国际转向）的今天，思想史家依然站在前沿。思想史的论著，可能会探究科学理论，也可能会讨论激情与感觉，或者是城市规划和民族国家，甚至是食人行为和其他（更为原始的）消费方式，还有工人阶级，以及人物传记，或是赞美诗。给思想史下一个定义，总是难免有偏颇之虞。像本书这种入门性质的介绍，同样不得不说只是笔者的一隅之见，希望读者能鉴谅。一部著作，如果在题目里标明了思想史，其内容很可能关系到科学、艺术、音乐抑或人类学的智识进步，这些领域在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此外，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之关系，或是思想史与文学史之关系，近年来已经证明是学术研究的富矿。在这本书里，我将会尽量奉献给读者的，是在我眼中进入这一领域所必需的指引。当然，所讨论的内容难免会受到我个人研究兴趣的局限。我的研究所走的路子，现在可能会被称为传统路径。在20 世纪80 年代，笔者有幸求学于剑桥大学，通过两门本科生课程得以窥见思想史的门径：一门是“1750 年之前的政治思想”，另一门是“1750 年之后的政治思想”，标题就让人心动。当时在剑桥任教的讲师和导师群星璀璨，有约翰·邓恩（John Dunn）、马克·戈尔迪（Mark Goldie）、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加雷斯· 斯特德曼· 琼斯（Gareth StedmanJones）、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之后我进了哈佛，继续念研究生，又过了一年，我才觉得自己算是思想史这个专门群体中的一员了。在麻省剑桥，我选了一门课“启蒙时期的政治理论”，教师是杰出的朱迪斯·史珂拉（Judith Shklar，1928—1992）。史珂拉在课上鼓励研究生把历史上的文本跟当下的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研究。关键就是要弄清楚，假如历史人物面对的是今天的争议，将会采取什么立场。因而，详细讨论过的议题里，就包括“孟德斯鸠是否会烧掉[ 美国的] 国旗”之类问题。我觉得这种讨论有些古怪，因为对于这种问题，给出答案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那时候我以为（现在仍然这么看），这种讨论既没有增加我们对孟德斯鸠的了解，也无助于我们对（历史上的或是当代的）政治思想本质的了解。以前听老师说，解读历史上作家们的作品的重点，是发现他们如何考虑他们自己所关心的议题。至于它们跟现实政治之间的联系，或许是有的，不过这种关联既曲折又间接。而史珂拉的做法是，让参与她的研讨班的学生讨论所选文本中的论证过程，拿当代的论证作为对照，对前者加以评估。她是能调动情绪的导师，擅长提问，循循善诱。跟我在英国剑桥遇到的那些导师不一样的是，她不会把自己的看法直接讲出来，也不会让研讨班变成一种传授过去人们如何思考的活动。这让我觉得不能满意，因为我知道史珂拉对18 世纪政治有远胜于我的理解，希望她能够在这方面多一些教导。强调这一点有助于说清楚我研究思想史的取径。有些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在强调我属于一个通常被称为“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群体，提到这个学派，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思想史等同于政治思想史这一说法。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剑桥或是别处的思想史学者来说，思想的历史不仅仅限于政治，而且研究政治问题的话，经济学、人类学、自然哲学或是其他多种学科都是可以采取的路径。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想证明，像剑桥学派这样一个标签，尽管可以用来描述一系列为思想史开辟路径的奠基之作，但今天已经可以放弃了。当世最好的一些思想史学者所处理的问题，已经不适用这个标签。尽管其中不少人仍然跟剑桥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在一般人头脑中被认为与剑桥有关的那些思想史家，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取径，它们均在英语世界流行，这一点也需要被认识到。话虽如此，被称为政治思想史家的学者们对于思想史这一领域的确立所做的贡献，是不能被忽视的；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事实上，其中有几位学者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议程设定者。特别是对于漫长的18世纪的探讨，许多论点的例证和阐释都是从政治思想史的研讨中得来的。这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领域。本书初稿的一位匿名评审人提问，这本书的标题是否应该叫“什么是政治思想史”？本书的目标是成为一本思想史的入门书，同时要厘清思想史与相邻领域之间的关系。笔者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之一（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就是思想史正处在岔路口上。当下几位被公认是思想史奠基者的学者，他们有若干部作品正在出版过程之中，也许将是他们的最终定论；与此同时，这些旗帜性人物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态度，在一系列新的领域、新的问题上正在被广泛应用。思想史下一步将走向何方，谁也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