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我们的北方近邻俄罗斯的那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诞生和发展的文学，是这个民族思想文化的艺术载体，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奇特的精神文化景观。早在12世纪，古代罗斯的长篇史诗《伊戈尔出征记》，就在欧洲中世纪文坛熠熠生辉，但在此之后，俄国文学却似乎沉寂了500余年。18世纪初彼得大帝厉行改革，大大推动了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坛上开始出现一批有建树的诗人和作家，不过在整个这一世纪中，俄罗斯仍未能产生出足以和同时期西欧文学的突出成就相媲美的作品。直到19世纪初，情况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俄国文学仿佛从沉睡中一跃而起，以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之一，且一发而不可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在西欧各国文学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而恰恰是在整个欧洲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的。俄罗斯文学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杰出的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令人愉悦的创造力的丰盈，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与多灾多难的命运，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 家国不幸诗人幸，民族的苦难与摆脱这种苦难的追求，积淀为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由其所孕育的俄罗斯文学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由于俄国传统哲学不发达，文学不得不承担在别的国度通常是由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所担当的任务。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诉说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 。文学也就因此显示出与历史、伦理、哲学、宗教的不可分离性。作家们的使命意识和人文情怀，使俄国文学始终是一种“介入”的文学。文学所造成的“精神气候”，不仅对特定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往往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行。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为民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这一进程中始终不可绕开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东西方之间的道路选择，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轻重缓急，统一意志与个性自由的冲突和兼顾，知识阶层价值与作用的认定和发挥，以及同关于现代化的过程、方式和后果的反思相关的忧患意识与乡土情结的体认和疏泄等。俄国文学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呈现和表达显示出它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成为现代化运动生动的艺术录影，而且为总结和反思这一行程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参照，并由此获得了它史诗般的厚重感、沉郁苍凉的底色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回望中外文学交往史，人们不难发现，俄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种无论你怎样淡化它都客观存在的史实。这种关系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中俄两国地理上是近邻，国情彼此相近，两大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进入20世纪，都有一批志士仁人在为民族的命运而思虑，都欲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推动本民族走向现代。我国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开拓者们就敏锐地注意到俄国文学的特点。李大钊曾经指出：“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色彩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 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也曾写道：“俄国文学所以有这种急骤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事。她的真挚的与人道的精神，使她恳发了许多永未经前人蹈到过的文学园地，这便是她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 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在吸取外来文学的养分、建构自身之初，便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认定“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特别注重摄取俄罗斯文学。于是，中国新文学中便清晰地显示出俄国文学的渗透与滋养，呈现出与俄国文学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基调和特色。俄国文学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格局与进程，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读者。20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史表明，在我国出版的全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中，从国别的角度而言，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在长时期内一直占有最大的比重。这些作品不仅滋养了我国几代文学工作者，而且曾经广泛影响了成千上万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和人生道路。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这个民族所提供的同样出色的戏剧、电影、绘画、音乐、芭蕾舞作品一样，在中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经典。然而，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中俄文学关系的蜜月期似乎已经过去。这或许是中国文学摆脱早年文艺思潮制约的一种表现，因为它难以忘却“一边倒”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中国当代作家和读者都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注意吸收各国作家的艺术经验。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开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在世纪晚期的苍茫暮色中，这种曾拥有强大艺术吸引力的文学仿佛渐渐淡出我国一般读者的视野。这也许并非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遗憾之处却在于，对于“一边倒”接受的记忆与警惕，妨碍着我国当代学界以足够的耐心再度面对并重新审视同样是自80年代中期起，日益显示出原本面貌的俄罗斯文学。不知是一个接受俄国文学的最佳历史机遇已然过去，还是一个更合适的接受氛围尚未到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不至于中断，只要俄国文学本身依然是一种具有价值和特色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存在，它就必将继续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继续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意蕴充实与滋润我国广大读者的心田。文学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引导读者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摆在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就是重新认识、描述和评价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进程。延绵十个多世纪的俄国文学，究竟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俄国文学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板块、各个流派和各种潮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俄罗斯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和精神诉求等，究竟怎样制约着其文学的特质和演变趋势，又怎样表现于文学？俄国文学究竟为人类提供了哪些真正的经典，留下了哪些应当珍视的宝贵遗产？当代读者是否还可以从俄罗斯文学中继续获取精神给养与审美愉悦？中国读者显然有理由希望通过研究者、评论者们的言说得到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但是，截至目前，国内学界尚未能满足读者的这一需求。我们至今甚至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俄国文学史著作。在国别文学史著述领域，已先后问世的有柳鸣九主编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1979、1981、1991），李赋宁、王佐良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1994—2005），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2000—2002），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2006），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四卷6册《日本文学史》（2004）等。相比之下，我们还缺少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多卷本《俄国文学史》，可以和“科学院版”《俄国文学史》相媲美。“科学院版”这一概念，借用于俄罗斯—苏联学术界。在俄罗斯或苏联，代表某一学科领域在特定阶段的国家水平的大型权威性著作，往往都是由俄罗斯科学院或苏联科学院组织实施，由“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Н）、“苏联科学院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等下属出版社出版的。如十卷本《世界文学史》（1983—1994，已出版前8卷）、十卷本《俄国文学史》（1941—1956）、六卷本《苏联多民族文学史》（1970）等。“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改名为“科学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但仍隶属于苏联科学院和后来的俄罗斯科学院，继续出版许多大型的权威性学术著作，“科学院版”的提法也沿用至今。围绕编译多卷本“科学院版”《俄国文学史》的问题，国内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展开过多次讨论。2015年年底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举办的“俄国文学史的多语种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编译宗旨与基本思路逐渐明朗，但时至2018年才开始正式启动。在这一背景下，为一种学术紧迫感所驱使，我们决定选择由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所长、俄国文学史研究专家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普鲁茨科夫（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Пруцков，1910—1979）主编、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俄国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четырёх томах）（1980—1983），将其完整地翻译为中文，并进行系统而细致的研究，以期全面呈现苏联时期一流学者所描述的从10世纪至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展示这一千年间俄国文学的历史演变、艺术成就、思想价值、文化蕴涵和美学特色；在和国内外同类著作的比照中，深入揭示这套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主导思想和编撰原则，发现其结构方式、方法论特点和话语特征，探明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进一步全面认识俄国文学的成就、面貌和特色，为更新文学史观念、优化文学史研究方法和推动文学史编写水平的提升，为建构科学的、完善的文学史学、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