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王瑶这是一本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三位青年研究工作者撰写的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从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末一节“略讲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开始，六十多年来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已经相当多了；它已构成了一部关于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史，记录了这门学科在艰难曲折中跋涉前进的历史足迹。其中较早的著作，无论是前述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还是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9年出版，其中有“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一节，详述晚清以后的文学)，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都是着眼于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与近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关系的梳理，这固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定的观察角度，同时也显示了现代文学尚未从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真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应该说是始于朱自清先生。他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它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眼于从丰富的文学现象来探讨各类作品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经验，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特别是注意分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对各种流派的形成在思想风格上所起的作用，并采用了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评述的体例，这对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现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这就更有条件从整体上来考察和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特点了。50年代初期，由于适应当时高等学校新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课程的教学需要，先后出现了好几种比较完备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著作虽然都努力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但同时也反映了民主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心理；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对于国统区某些政治态度暧昧的作品的谴责，即其一例。由于当时政治气氛和学术空气比较正常，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尚未开展，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尚能各抒己见，具有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它们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后来研究工作者沿用的格局和范围，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一个起点。但随着我国学术思想界“左”的倾向的抬头，这些著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代之而起的是一批以所谓“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作为基本发展线索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把研究的重点对象由作家作品转向文艺运动，甚至政治运动，而且模糊以至否定了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到了那“史无前例”的日子，最后就只剩下一个被歪曲了的鲁迅。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复苏，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或在60年代编写的教材基础上修改和补充，或由一些地区、学校组织集体编写，总的看来，尽管在体例或深度上还没有更大的突破，但都在对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对文学运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对于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转入日常的学术建设。许多研究工作者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了这门学科正在扎实、稳步地前进。本书的作者就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几位引人注目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吸收并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他们注意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重视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重视作品的实际艺术成就，以及艺术个性与风格的特点；注意对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历史考察，努力揭示各种文体发展的内在线索。他们还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并注意探讨现代文学民族风格与特色的形成过程。在体例安排上，既注意到文体分类，以突出各种文体的发展和不同流派的特点，又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进行专章论述，以显示各个时期艺术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上述这些特点主要是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致力方向上说的，至于实际所达到的水平，自然也有力不从心之处，甚至还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如在体例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上尚有待于重大突破，对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还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等。但这些弱点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这门学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是有待今后创新的重大课题，因而是不能苛求于作者的。鲁迅曾经说过，在历史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一切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必然随同历史的前进而“逝去”。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5页。随着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新更完善的文学史著作出现。但就目前而论，本书确实反映了现阶段的研究水平并且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因此我愿意把它介绍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和关心者，并瞩望本书的作者们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前言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尽管这些年学术界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建议，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必须适应现有的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以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在未做全国性的变动之前，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的现代化，与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20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而中国的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特点，例如，其实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现代化进程中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出现了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现代化本身产生了新的矛盾、困惑……这些都对这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面貌（从内容到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现代政治（其核心是国家的文化体制，国家与政党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军事（包括现代战争），而且现代出版文化、现代教育、学术与现代科技都深刻地影响与制约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而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启蒙与民族救亡、文学与市场等的关系，更是中国现代作家必须面对，并时感困惑的历史课题。在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在这方面既有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学的现代化自然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同时，作为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也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受到西方与东方国家文学的深刻启示与影响，也是一个无需回避的事实，与世界文学的血肉联系正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与融化，这吸取与创造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参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创造，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三十年正是在这二者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中国的作家为此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并做了大量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这是一个空前复杂的艺术课题，不仅存在如何处理诸如“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的俗与雅”“形式的大众化与先锋性、平民化与贵族化”“文学风格的时代性与个人化”的关系这类艺术难题，而且在创作方法的选择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各个文体内部也有不同样式、流派、风格的创造，如诗歌方面的格律诗与自由诗，散文的闲话风与独语，小说方面的诗化小说与心理分析小说，戏剧方面的广场艺术与剧场艺术，等等，都需要以极大的艺术匠心去进行创造性的实验。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终于产生了鲁迅这样的世界与民族的现代文学大师，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已经成为中国读者的文学养料，大、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现代汉语）的典范，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尽管现代文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所付出的代价与收获不成比例，但它已经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它所创造的文学创作实绩、已经形成的现代文学新传统，也足以使其成为独立的文学史的研究与学习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