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地每一处地方，都有沟壑，但很少流水。原来有水的河谷，也在渐渐干涸。渭河就在不远处，所有的沟谷都连着渭河，所有的沟谷滋养渭河的能力越来越弱，渭河也在逐渐逼近断流。没有水，也就缺了绿意。山峦多数裸呈赤黄，也有焦红、暗黛色。人在旱海，难有舒展。靠天吃饭、靠地生存，每一天的农业生活都像战斗，一年一个周期，有时候会赢，有时候输得颗粒无收。这是陇山以西的大部分地区，秦汉以来经常简称陇西或者陇右。近现代以来，陇西的辉煌逐渐消逝于金戈铁马的历史烟尘，因为接近寸草不生的荒凉，这片区域响亮的称谓是定西、西海固。崖边，就在这旱海里。翻过陇山，陕北高原有类似的景致；跨过黄河，山西的地貌照旧支离破碎；越过太行山，晋冀鲁豫虽然不再沟壑纵横，但依然缺雨少水，一片赤黄。这大片黄土区域，包含了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这里是中国农业起源地，孕育了中国文明。地球上共有三大农业起源地——新月沃地驯化了小麦、大麦；中国黄河流域驯化了粟和黍，长江流域驯化了稻；北美南美接壤地带驯化了玉米、甘薯和马铃薯。这三大区域都在北纬30度附近，其实都不是地球上环境最好的地方。显然，是最恶劣的环境压力，催生了农业的起源，点燃了文明之花。崖边位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重要考古遗址——大地湾和马家窑——中间位置，东距秦安大地湾遗址98.4公里、西距临洮马家窑遗址96.8公里。崖边，北纬35.12度；大地湾北纬35.01度；马家窑北纬35.31度。三地纬度相差无几。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4800年，遗址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黍和十字花科油菜籽，充分证明黍为中国原生物种，是中国最早驯化了它。马家窑遗址距今5200—4400年，遗址在最新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动植物遗骸，被认为“在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牛、羊等家畜，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马家窑文化及后续的齐家文化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以村庄为核心，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分属通渭、陇西两县的史前遗址众多，大量彩陶的花纹表现了以农业为主的文化特色和生活印迹。马家窑到大地湾的广大黄土高原，属于渭河流域，这广阔而干旱的黄土高原正是今天的定西和西海固。农业诞生的一万年，黄土区域一直是催生文明的地方，曾经的城池和江山虽已难觅踪迹，但跟随石窟走廊，从洛阳到乌鞘岭，足见那片黄土地上的历史荣光何其繁盛。近现代乃至当代视角里，中国的黄土区域都是不发达地区。尽管华北平原今天依然是中国的粮仓，但黄土高原的确成了最落后之地，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城池抽取着周边的水源，呻吟着维系现代化。从当下切入黄土高原的历史，人们会畅想，中古时期、远古时期或许黄土高原水草丰茂、良田沃野遍布大地。实则非也。早在20世纪60年代，何炳棣先生根据考古材料和古代文献相互佐证，推断出黄土区域从来都是干旱之地的结论。根据黄土的成因，黄土区域的特性就是干旱。何炳棣推断，中国最古的农业与黄河这条泛滥大河并无直接关系，也与灌溉无关。根据古文化遗址的地理和地形，仰韶文化的核心区是陕西的泾、渭盆地，山西西南部汾水盆地和河南西部，向西延伸是甘肃东半部，与很多稍晚的甘肃仰韶文化和其他古文化区重叠；向东延展到黄土平原，与很多较晚的龙山文化遗址重叠。综合起来看，华北各省新石器时代遗址，除甘肃、山西沿着黄河上、中游有一部分外，其余大多在黄河支流或者支流的更小支流；遗址多在黄土台地和小丘岗，高出河面十余尺至几百尺。由此证明中国最早的农业不是灌溉农业，而是旱地农业。大量史前和殷商时代遗址，始终没有发现灌溉的证据。农业发明以来的一万年，黄土高原经历了不同的气候环境，有极寒阶段，有相对温润的阶段，但总体而言，干旱是黄土高原的真实面貌。“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是浸透着漫长时光的人文总结。基于几乎一成不变的干旱，我们可以推想，人类在狩猎采集阶段，生存于黄土高原的人们，显然处在贫瘠状态。只有山地和隰地存在森林的黄土高原，缺少更多的野兽和野果。人们走出树林，便是满目草场。“穷则思变”，最聪明的人发明了对野生粟和黍的种植，便有了农业的开启。这块狩猎采集最没有前途的土地，诞生了最有希望的农业。金牧场变身“苦甲天下”人类的历史，无法用线性的截然不同的阶段来划分。人类的狩猎采集形态、农业种植形态、实现动物驯化以后的游牧形态，应该有互相叠加的时段。及至今天，地球上依然有狩猎民族存在。村庄没有考古遗址，无法判定新石器时期是否有人类聚居，但根据周边考古证据判定，村庄所在大区域产生过最早的农业种植。村庄即使人居历史较短，但深受农业文化浸染和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先秦时期，陇西高原应该是游牧强于农耕的状态。秦人在渭河沿岸台地与戎人反复征伐、逐步壮大。到秦昭襄王时期，秦人已坐拥关中，尽享农业之利，具备了吞噬六国的气概。秦昭襄王时，秦灭义渠，为绝戎人游牧袭扰后方根据地，下令在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之间，修筑了战国秦长城。其时的陇西高原，应该依然以游牧为主。崖边就在距战国秦长城十里开外的地方，所在区域应是戎人纵马驰骋的牧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陇西“畜牧为天下饶”，可见秦汉时期，陇西高原是一块金牧场，牧业能输出优质战马，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宋以降，尤其明清之际，陇西高原人口激增，垦殖扩大，逐步变成了完全的农耕区。由于降雨偏少，瘠薄的土地难以养活高密度的人口，遂成了“苦甲天下”之地。陇右地区由牧区向农耕区的过渡阶段，应该是村落人口大规模定居的阶段。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由2亿翻番到4亿，这些新增长的人口，一方面依靠了美洲新近传播而来的马铃薯、玉米，一方面依靠的必然是粟、黍、稻、麦等已有作物单产的提升和种植面积的扩大。种植面积扩大的背后，就是草地变成耕地的生态退化过程。村落的主山是东山。这是风水学里的方位概念。村庄的营建，也完全依据了堪舆学。村庄依靠的主山，实则四周都有村庄，只是我们的村庄处在山的西侧。按风水学，别的村庄就相应靠上了南山、北山、西山，其实大家背靠的是同一座山。山的顶峰，是一座古堡。古堡建于何时，无从考证。或许是明朝，或许是清朝，总之，以坍塌陷落的程度，远比民国时期早。站在古堡之上，手机定位系统显示的海拔高度是2220米。从堡子以下，村庄的区域像一个张开臂腋的巨人，主干部位的逐级台地上，依次修建了土夯墙做成的院落屋舍。左侧，是一道深沟，围绕沟谷，形成一个臂弯，排列着因为逐年滑坡而破碎不堪的黄土梁峁地；右侧，是伸展的手臂，指向遥远的北方，布满了水平梯田。左侧深沟的溪流一直流于脚底，汇于临县的溪流趋向渭河，右侧的梯田一台台也收拢于脚端。村庄土地中，左臂弯三分之二的地块是坐北朝南的向阳地，剩余三分之一则跟着河沟绕成了相反的二阴地。右臂弯的土地，都是坐东朝西的向阳土地。村庄的耕地总体趋向晚阳山，有着较好的光照时长。历史上，这里非常适宜糜谷的生长，它们年复一年地繁育，养活了村庄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村庄的中央位置，海拔1980米，处在北纬35.6度，东经104.51度。村庄的耕地是逐步拓荒而来的，海拔基本处在1910—2130米之间。2130米以上的区域，是仅剩的一块山头，因为坡度超过了60度，所以才保留了下来。不过，1990年代初期，村庄迎来了新一轮垦荒热潮，2130米以上改革开放初期划定的还林区也被开垦了，就连古堡内部的地块也被邻村人耕种了。其时，奶奶已是80岁高龄，她一边看着村里的后生开荒，一边感叹说：“挖上梁畔，荒了门洞，你们这些坏蛋都是瞎折腾，总有一天家门口的地都会种不过来。”1998年，长江发生洪涝灾害，退耕还林成为国策，2050米以上的区域，全部实施了退耕还林。从此，村民耕种的土地主要集中在1910—2050米之间，比之前降低了80米。又过了20年，果不其然，村里大量人口外出谋生，土地撂荒，有的人进城后锁了门，门洞蒿草连天。从“杂五谷”到单一化村庄所属的区域，在地理学上，叫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区，年平均气温7.7℃，降水量300—600mm，无霜期120—170天。降雨量、无霜期、光照、海拔，是作物生长的先决条件。村庄土地普遍高海拔，加上降雨稀少，并不是适宜作物生长的区域。梳理过往种植史，作为寒旱高原地区的村庄，成功种植过的作物种类还是比较丰富。按照收获季节，农人把高原上适种的作物分为夏粮和秋田。其中，夏粮包括冬小麦、春小麦、黑麦、扁豆、豌豆、蚕豆、黄豆、箭舌豆、三棱豆；秋田包括胡麻、莜麦、燕麦、洋芋、糜子、谷子、荞麦、玉米、麻子、高粱。村庄也有蔬菜种植，白菜、包菜、菜瓜、萝卜、甜菜、胡萝卜、葱、韭、蒜都能很好地成活。地膜诞生以后，农人又成功种植了黄瓜、茄子、辣椒、西瓜、西红柿。这些蔬菜水果通过采购菜苗移栽，有地膜保墒，成活率极高。“种谷必杂五谷，以备灾害。”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农民就懂得了用作物多样性克服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绝收，以保障粮有盈余。村庄的种植结构，也是尽量多地引种粮食品种，在不同的季节播种，错峰应对随时可能降临的灾害。凡是高原上难以适应的作物，种植一两次就被淘汰了；凡是能在高原上繁育的作物，都被保留了下来。“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下蛋换油盐。”农民的种植周而复始，一年都不敢耽误。在漫长的耕作光阴里，一切在缓慢地起着变化。中国古人心中的五谷，有稻、黍、稷、麦、菽；或麻、黍、稷、麦、菽。北麻南稻。经过演变，除南方的稻米依然是主粮外，其余原生作物在小麦、土豆、玉米的挤兑下，逐渐由杂粮弱化到了退出历史舞台。地球上的农作物，在全球性的融合与交流中，最终稻米、小麦、玉米、土豆四大家族胜出。玉米、土豆来到中国的直接结果，让中国多出了2亿人口。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高度组织化，推动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到1970年代时，良种、化肥、农药陆续输入乡野，作物的产量有了质的飞跃。祖祖辈辈为吃饱而较劲的农业劳动，逐渐有了盈余。这一次科技改良，让中国的人口由4亿提高到了14亿。科技催生的粮食增产变化，同时改变了粮食的种植结构，粮有盈余的农民，不再担忧饥饿，而是挖空心思获取现金收入，以应对外部世界的资本化。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吸食乡村的有生力量，最终，村庄被风卷残云般销蚀了下去。在中国农业起源地，由关中平原沿着渭河一路向西，万千村落的种植结构从1990年代开始，一调再调。林果占用了大量耕地，猕猴桃、苹果、梨、樱桃、葡萄、药材……什么赚钱种什么，成了农民的首选。粮食种植越来越变得不甚重要。根据何炳棣的研究，中国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旱作农业是中国农业的本来面貌。但南方稻作发达之后，北方灌溉农业兴起以来，陇西黄土高原依然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模式，成了种植条件最艰苦的农业区域。就是这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也响应了时代的号召，粮食种植面积一压再压，经济作物不断扩容。村庄曾经压倒一切的冬小麦种植，不再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农民开始奉行够吃就行的原则。只有胡麻一直在种，为了保障食用油自由。剩下的土地，大都用来种玉米、种洋芋。新世纪研发的地膜种玉米亩产普遍都在1200斤以上，稳产保产，成了打不倒的铁杆庄稼，每斤1.3元左右的售价，可为农民保障收入。洋芋也是耐寒耐旱，亩产更是超过2000斤，同样能保障经济收入。这看似顺应市场的种植调节，实则是工业化自身矛盾被转嫁的后果。农业创造的一切正在改造农业。在中国农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莫过于“皇粮国税”停收，种粮发放补贴。这个大转机，直观的促动因素是政策的变化，而推动政策转向的核心原因，源自工业革命对农业社会的改造。农业中国大踏步迈向现代化，到21世纪初彻底免除“皇粮国税”，刚好运行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国提取农业剩余价值用于工业原始资本积累，最终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改造，才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成为可能。从土地革命到免除“皇粮国税”，近半个世纪，正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交汇期，这是一个复杂的新旧社会形态的转型。生长于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经历了复杂的世事。年老的农民，对于新世纪的生活，用沧桑的表情感叹：现在是天堂，是福窝。而外出打过工，见过世面，没有经历过太多苦难的年轻农民，则一边比对城市生活，一边抱怨农村太萧条。 农业用一万年完成社会改造后，蝉蛹一样窝趴在地球最不起眼的褶皱里，接受着被改造。农业还重要吗？农业村庄的过去，资源循环利用、耕作方式具有可持续性，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生产模式。与工业化结合的农业，以工业化方式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和过去那个传统的农业已有了本质的区别。今天的中国，只有在偏远的乡村，还能寻觅到一丝古旧的农耕气息。变化还在继续，即使偏远的乡村，仅有的农耕图景也正在快速地消失。作物种植的精简，直接导致了作物多样性的弱化。曾经的杂粮退出种植，有些作物的种质濒临灭绝。这将会让生态链发生改变。农业农村部联合多部门曾发布《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各地在过去也收集了一些濒危种质。不过，藏种于农户、藏种于田野，和藏种于仓库、藏种于科研院所，是两个概念，两种结局。追求种植效益，农家肥、有机肥不再成为必需，施用化肥、农药成为必配。土壤肥力的恢复，必须经由有机肥还田形成循环。长久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土壤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种耗竭农业。还有地膜的使用，很难降解，会造成面源污染。作物结构单一化之后，农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作物单产较低的年代，农人经历了悲痛的饥饿，从吃饱到吃好，基本在过去四十年迅速解决。精面精油成为农人日常饮食，这种饮食结构与过去杂粮搭配的日子相比，其实营养输入变差了。从人体健康的角度，这是一个新的隐忧，这是吃饱以后的新问题。今天的城市人群，大都不太关心农业。在很多市民心目中，粮食等于粮油店，蔬菜等于超市。粮食的消费者不再关心粮食的生产，这与其说是社会分工细化造成的进步，还不如说是人类的忘本行为。农业已经有了一万年的历史，一万年的农业历史，既是农业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既是人类追求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类保全自身的历史。漫长的农业历史，中国人一直强调“民以食为天”。农业文明，循法天地，遵循自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农业文明奠基了中华文明。漫长的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循环理念、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与农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相悖逆，最近两百年，人类正忘乎所以地行进在竭泽而渔的“人类世”。一万年太久，一万年匆匆，世事总无常，艰弱也有爆发力，盛大难免落幕时。一万年后，工业文明拼资源要效益，起源过农业的黄土地又陷入了新的落寞。村庄种田的农民中，50后、60后、70后是中坚力量，80后寥寥无几，90后无一人。过去10多年，回乡与种粮农民的交流，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论怎么发展，人总是要吃粮食的！抢救性记录《吕氏春秋》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古人对农业最好的定义。是天地人化育了农业。农业诞生的一万年，地质年代处在全新世。仅全新世，冰期和暖期就互相交替，形成过一系列对农业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气候变迁，但灾难过后，人类和农业又重新聚拢了生机。可以断言，所有的土地都经历过离乱。来到村庄土地上耕作的人，与其说为了生活，不如说为了生存。可以想见，很多村落的很多人，都是只身进村，设法积累，换得土地，安身立命。兴旺发达者，长成家族树。也有一些人，经受疾病、天灾、祸端，难以立足，从村庄出走或者消失。一边是希望的生长，一边是落败的惆怅。2022年，这本书的写作正式开启。以二十四节气及农事活动互为经纬，我力图用乡村生活图景记录下农业中国变迁的缩影，为那些已经消失的还有即将消失的庄稼和耕作方式，留下田野笔记。我曾在乡间生活到十七八岁才离开，按理，我是熟知农事的人。但是，当我提笔真正写一部关于种田的作品时，却陷入了尴尬。比如农具的使用、物候的把握、作物的特性，我其实并不精通。我幼时漫长的乡村生活，更多只是一个劳动的配角。重回村庄，我要找到老庄农人，他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农事劳动的史书。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一整年的每个节气都在村庄度过。但这是比写作本身更难的事，因为工作原因，我无法抽身在所有的节气都去村里。今天见到的老人，能侃侃而谈庄稼的故事，过两个月再去，他已经离开了人世。这是一次抢救性的记录。过去，村落缺乏识文断字之人，村落大都没有文献，只有活态传承的记忆。活态传承，久远的历史无从考证，可靠而具体的历史脉络，多停留在百年之内。人的记忆，在另一个百年到来时，就会被无情地覆没。这本书关注的时间跨度，集中在1920—2020年的100年内。这100年时间，工业文明对农业社会的改造、商业经济对熟人社会的塑形，达到极致。其间的三代人，分别经历了变局的开端部、延续部、高潮部。变局在三代人身上发生碰撞，有文化的冲突，有文明的冲突。变动的剧烈，微观到具体，更显得天翻地覆。书中的农民言行、农事劳动、生活观念、理想信念、忧虑担心，既浸透着农耕文明史，又杂糅着应对变局的局促和调适。三代人一百年的农耕纠葛，集合在生的希望、活的艰辛、死的悲凉，一如黄土般沉静凄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