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学科起源、知识版图与发展趋势(代序)　　十年前策划这一套导读时，笔者就预料到传播学的“导读”会异常难写。导读既涉及传播学的结构又涉及传播学的历史，但传播学的历史与结构都是很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清楚的。因此，当所有文章已经交付出版社，笔者仍然在家中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着这篇导读。说实话，1994年春天笔者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师从张学洪老师学习传播学时，确实没有感觉传播学拥有这么复杂的知识体系，而且当时还一直认为传播学在诸多社会科学中既缺乏理论深度，又缺乏知识的丰富性，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一门学科。当然，今天传播学依然需要加强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如果可能，应当在知识的面向上更加努力地开拓。但是，想清晰地描绘出传播学的知识树，已经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在编写这套导读时，编写组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即将目前依然没有完全融入传播学既有体系的媒介理论另立为独立的分册，用以降低编撰的难度。但即使是这样，阐述传播学驳杂的历史与体系依然让人感觉力不从心。这不仅是因为传播学的起点含混不清，而且因为传播学的边界在不停地变化。也正是因为这样，笔者只能从学科的历史、结构和当下发展三个方面勉强为西方传播学描绘一个轮廓。一、 传播理论的起点：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许多人将传播行为看作传播学天然的研究对象，这个观点可以被看作完全正确的废话。事实上，没有传播学，就根本没有传播行为。这倒不是说，几千年来人们都没有传播行为，而是说在传播学的概念出现之前，人们不把这种行为理解为传播行为。所以，确实是关于传播的研究建立了传播的观念。今天，有一些学者把火、云甚至蝴蝶都看作媒介，但他们可能忘记了，在他们谈论基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技术哲学之上的物质性研究时，这种对自然物的媒介视角是他们理解了媒介学后才产生的，如果他们真的把自然物和人造物随随便便就当作媒介，他们就应该接受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的同事给彼得斯提出的建议：去脑科医院看看医生。传播理论出现在我们感知和理解传播行为之前，所以，传播理论的起点，肯定是在传播行为之外，甚至是在传播的场域之外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上手状态的终止一定是因为某些意外的发生，传播行为也不例外。在上手状态下，传播行为是如此地自然而然，就像鸡犬相闻的桃花源一样，在那里所有被描述为人际传播的行为都不会被人意识到。然而，这种上手的传播状态却被工业化、城市化等一系列历史断裂所终结。突然，“现代社会”就这样降临了，它的出现给以往的社会形态赋予了名称或内涵，比如传统社会、尚武社会、共同体、社区、封建社会，等等。社会形态的断裂，使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均面临着个人困惑与时代之问之间的巨大张力。他们都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正在来临的现代社会，但不知道该如何言说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关于现代社会，有各种表述，也有各种关切，因此社会学几乎就是一门为现代社会而生的社会科学。在关于社会的所有理解中，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各执一词，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社会要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的一种单纯集合，一种累加式的因而无结构的序列；要么被当做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以某种不能再明究的方式远在单个个人的彼岸。”于是，个体与社会就在这里被对立起来，而社会科学研究者总要面对这样的二选一的尴尬境地：“一是作为‘目的’的个体和作为手段的‘社会’；二是正相反，社会被看作是‘更本质性的’、‘最高的目的’，单个个人只不过是‘手段’，是‘不怎么重要’的东西。”经典社会学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挣扎，持不同社会观的学者在争论中不可调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个体与共同体如果是对立的，那么社会何以可能？显然，以约翰·华生（John Watson）为代表的个体心理学和以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社会学主义，这两种代表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两大极端的观点，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直接导致人们对社会产生了片面的理解。于是，寻找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打破唯名论和唯实论对社会的僵化解释，便成为当代社会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欧洲的知识社会学尤其是现象学取向的知识社会学有着更为清楚的分析思路。曾经深受知识社会学鼻祖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影响的埃利亚斯用“型构”这一概念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他声称社会与个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个体的社会，无社会的个体，都是不可思议的。”个体与社会都不是静止的和设定的，而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的发生与社会型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个体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这本身就构成一种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涂尔干所说的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或结构功能主义者们眼中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无法感知但又必然存在着的秩序：“尽管单个人具有他全部的行动自由，但这个混乱地涌动着的人流中依然有一个隐蔽的、无法用感官直接捕捉到的秩序在发挥作用。”这种秩序就是型构。型构无处不在，在不同场域中各不相同，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变迁。这种看法不仅对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的二重性”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情感结构”等理论影响巨大，而且直接激发了欧洲传播学学者的灵感。正如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等媒介化理论学者所说的那样：“正是在特定型构（互型）及更复杂的互型之互型的具体情形中，以及由这些互型所构成的‘互型秩序’的整体网络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中介化的技术过程对于社会世界可能的影响。”　　现象学社会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很有启发意义。现象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区分成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社会世界的构成要素；而他的学生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日常现实为社会世界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不过，舒茨似乎比伯格和卢克曼对媒介的理解更为深刻。他甚至认为，因为媒介的存在，所以周遭世界和共同世界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而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区别也不再那么明显，它们正在渐渐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顺着舒茨的思路，强调是交往、沟通和媒介将日常生活世界发展为社会世界，而前者也将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联结在一起，将社会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联结在一起。他们指出：“媒介在这些社会领域中起着双重的作用：第一，它们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符号资源来促进这些领域的分化；第二，它们通过维持跨领域的沟通来支撑这些领域的交叉。”　　由此可见，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个体与社会是一个整体，尽管它们并不和谐。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完全是因为它们通过中介化的传播联结在一起。寻找个体与社会的关联以及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联，不仅关涉语言和交往，而且关涉媒介技术，尤其是越来越关涉不断快速发展的现代媒介技术，于是传播学应运而生。传播学并不关注现代社会本身，它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何以关联。这种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意味着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然而，正如传播理论的起点不在传播本身一样，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其答案也不在社会世界本身，而是必须从传播世界中寻找。当年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试图从传播的视角出发理解大英帝国经济史的逻辑，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不了解传播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要真正理解现代社会，就必须首先洞悉传播与媒介的问题。社会学与传播学都要到彼此的世界才能找到更好的对自身的理解。　　库尔德利和赫普认为，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社会理论和对社会世界的日常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假如社会在本体意义上变为中介化的，情况将会怎样？”这是理解当代社会学变革的重要起点。而通过这个问题同样也可以反观传播学。对个体与社会如何因媒介的中介化而联结的不同理解，便构成了不同的传播观，进而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不同范式。二、 传播研究范式的“三国演义”　　既然个体与社会的中介化联系是如此复杂，那么身处不同理论谱系的研究者当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种中介化。而这些理解虽然构成一定程度的对话，但主要还是基于不同理论范畴的对抗，因此它们构成了传播研究范式的基础。我们认为，尽管关于传播研究的视角林林总总，为数不少，但能够被称为“范式”的，大概也只有经验主义、批判主义和技术主义这三大范式。当然，关于传播学的范式流派，远远不止这一种看法。有人将其划分为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也有人从方法论的角度将其分为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范式。但如果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元问题出发，那么经验主义、批判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三国演义”是更贴切的一种描述，它们分别代表着从媒介技术语境中主体的存在境况、传播中的权力批判和治理的技术理性等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传播的观照。鉴于我们将技术主义范式单独编写为一卷——《西方媒介学名著导读》，并在该卷的导读中详细讨论了技术主义范式的特征，因此此处只详细地讨论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两大范式对“社会何以可能”的理解。　　（一） 经验主义范式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当发现了传播的中介化作用后，学者们首先就会关心社会型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失序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因为在当时，社会失序问题不仅显著，而且急迫。这种失序既发生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交汇处，也发生在更宏大的公共事件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是，强调传播效果和媒介治理、强化社会有序性的经验主义传播研究范式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家们首先意识到了发生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交汇处的社会失序问题。当然，这种失序与美国城市的社会型构的变化有极大的关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数以万计的第二波欧洲移民和成千上万的农村居民涌入了像芝加哥这样的钢筋混凝土森林，从而彻底改变了城市的社会型构。贫困与犯罪问题在美国的城市中蔓延，这引起了以具体城市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的芝加哥学派的关注，他们以朴素的经验研究为方法，去观察社会的有机联系该如何重塑。根据多位学者基于多种议题的经验研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第一次明确提出传播在社会建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传播创造并维系社会。”提出这一论断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领袖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一生只出版了一部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1922），而这本书几乎纯粹是在讨论传播的问题。作为传播学的开山之作，这部著作当仁不让地入选了本书。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地位卓著，大师如云。这个学派的奠基者们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所以本书还选择了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符号互动论：视角和方法》（1969）等三部名著。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将平等和充分的互动看作解决失序问题的重要抓手，他们相信，既有的社会有机体虽然遭到了破坏，但提升了传播效率的大众传播媒体一定会有助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有机体的生成。　　尽管社会失序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建立传播学的必要性，传播问题只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显要议题。真正让传播学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残酷而且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第一批意识到需要专门研究传播的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为德皇阵营鼓与呼的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以及后来被看作美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他们发现，在战争的激烈交锋中，为了尽可能地瓦解敌人的士气，尽可能地团结己方、形成社会动员的力量，就必须借助舆论和宣传的力量。拉斯韦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中，从传播技巧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战双方都可以通过议题的设计、修辞的技巧、情感的煽动等手段，对内形成认同与共识，对外瓦解敌人的士气。拉斯韦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除了武器和人员之外，宣传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第三大要素。　　战争中的动员与相持，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相比于社会治理，战争对传播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专业化的传播控制，既是一种技术理性，又是一种心理疗愈，它始于有针对性的传播技巧，止于量化的效果测量。从一开始，这种后来被命名为“大众传播”的传播治理术就建立在对“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的想象的基础之上，而适时出现的越来越精密的社会科学测量手段则为其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作为实证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拉斯韦尔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为代表的法国群体主义心理学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舆论学中获得了灵感，将技术理性和对公众的心理疗愈统一在“宣传”这一现代大众传播手段之下。拉斯韦尔给宣传所下的定义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宣传……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在这里，宣传既是一种操纵符号的技术，又是一种心理明示和暗示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社会治理术就被美国人广泛地运用于国内舆论共识的制造和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国际传播。　　将传播看作技术理性和心理疗愈手段看似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但其实二者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而且缺一不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若要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效联结和社会的良好秩序，既需要高效能的媒介技术，需要保证传播过程的科学性，也需要在情感甚至潜意识中迎合公众的需求，缓解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压力和焦虑。甚至，所谓的大众传播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有效迎合公众需求基础上的传播技巧。李普曼的《幻影公众》（1925）是第一本淋漓尽致地体现技术理性和心理疗愈的结合的著作，尽管其研究缺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传播问题的总体看法。可以说，《幻影公众》与被选入《西方舆论学名著导读》的《舆论》（1922）作为李普曼的代表作，基本奠定了美国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治理观和公众观。李普曼尽管不是学界中人，但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为当时的业学两界奠定了关于宣传的基本逻辑框架。他的舆论心理学不仅影响到了拉斯韦尔这样的名校政治学教授，也同样影响到了与他共事的业界大咖，比如美国的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收入本书的伯内斯的《宣传》（1928）也是传播学早期的经典之作，如果从复调哲学的视角来看，《宣传》一书中同样充斥着勒庞、弗洛伊德和李普曼的话语，让人感觉当时的宣传研究者都在野心勃勃地寻找引导“乌合之众”的“屠龙之术”。　　在《幻影公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和《宣传》的基础上，美国经验主义传播研究范式在传播效果研究方面不断用力。随着定量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经验主义进入抽象实证主义时代，一批影响深远的理论成果开始涌现，这其中就包括二级传播理论、劝服理论、创新扩散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正因为如此，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的《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1944）、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大众说服：战争债券购买动员的社会心理》（1946）、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等的《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1953）、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1957）、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1958）、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创新的扩散》（1962）等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经典力作均被收入本书。关于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几部经典著作则被收入了《西方舆论学名著导读》。不过总体而言，除了极个别人以外，经验主义范式的学者不太擅长写专著，他们更擅长发论文，所以很多经验主义的著作其实只是数据报告（如《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论文集（如《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或文献综述（如《认知失调理论》和《议程设置》）。与持批判主义范式和技术主义范式的学者相比，经验主义学者的叙事能力相对较差，所以其大量研究成果并没有真正在思想史上产生价值。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经验主义范式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直面现代性社会型构的来临，想通过传播技术的联结直接给新的社会带来秩序。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理想主义的，比如说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帕克，他们希望通过大众传媒重塑“大有机体社会”；也有些人是功利主义的，希望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获得政治声望和学术声望。但总体而言，他们都有一种通过传播重建秩序的强烈愿望，他们希望通过消除社会秩序建立过程中的障碍，来实现传播者的高效传播。　　然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种对社会失序的直面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范式的学者就洞悉了传播在个体与社会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因社会控制的需要而提出的具有强烈技术理性的方案，可能恰恰强化了社会的对立。他们只看到了在真空的状态下，个体与社会整体如何因传播而联结，却忽略了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联结处在一种权力关系的社会场景下，而他们的介入又将如何影响这种权力关系。此外，他们也没有理解所谓的社会秩序并不是舆论一律或高度认同。舆论一律的社会秩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理想统治秩序。因此，经验主义范式始终在为强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秩序服务。真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只能存在于相互依赖与相互建构的交往之网中，而这种潜在秩序的外在呈现却是相对多元的。由此可见，经验主义范式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显得过于简单粗暴，而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案多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嫌疑。　　一方面，经验主义范式不愿意承认权力关系的背景性存在，甚至以此作为自身研究的科学、客观的证据，这就导致该范式走到了科学的反面。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只有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这时其研究才具有科学性。研究者越是宣称没有立场，完全客观或价值中立，其实就越是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其研究就越是不科学，而经验主义范式恰恰就是这种研究立场的典范。如果经验主义范式多带一点自反性和包容性，而不是试图消灭一切与自身相左的研究立场，那么这种研究范式显然会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秩序等同于高度认同这一看法，也使该范式走到了民主的反面。经验主义范式破除了形而上学的神话，但又创立了自身的神话，而且为维护这种神话的意识形态，宣称其他的研究都不是科学的发现，都不具有科学的方法。这种排他性就导致经验主义范式成为传播理论创新的敌人。在经验主义偏执的世界观中，除了联结个人与社会的传播过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传播过程中看不见摸不着却客观存在的权力关系，也没有“透明化”但切实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媒介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讲究“可见性”的经验主义范式，却很少“看见”真正重要的东西。　　（二） 批判主义范式　　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尤其是美国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可能会相信世界是客观的，但这绝不可能是德国的思想传统。在这个对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高度关注的国家中，在这个社会冲突理论和知识社会学发端于其中的国家中，知识界对传播关系中立场、权力和阶层完全无视的态度是让人无法原谅的。在德国学者眼中，个体与社会的联结被建构在一个权力关系的舞台上，这种权力关系从不可能是平等自由的，它会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几乎就在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便关注到了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批判学派早期最重要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指出，媒体炮制出来的大众文化不过是权力的声音，通过大量复制的大众文化产品消灭思考、消灭差异、消灭个性，建立一种肯定性的社会秩序，使公众在工作世界之外安静、顺从地打发闲暇时间，无产阶级革命也因而可能销声匿迹，变成不足以推翻整体资本主义统治的局部的社会运动。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可能是比较激进的，但该学派对文化工业所进行的激烈批判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进入20世纪之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顺利地展开，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知识分子都认为，这与无产阶级并不必然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有着深刻的关联。丧失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看不到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使无产阶级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作自身奋斗的目标，甚至成为当下社会秩序最有力的支持者。因此，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成为当时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而法兰克福学派是继格奥尔格·卢卡奇（Gyrgy Lukács）之后试图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最为积极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尝试了各种手段之后，因纳粹上台而被迫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操控，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体现得最为明显。文化工业所展现的社会事实是：迷恋大众文化表面上只是一种公众打发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这剥夺了他们从事更重要事情（比如通过行动改变自身受奴役的状况）的时间和愿望。或者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除了在工作世界里压榨着无产阶级之外，也同时在生活世界中复制着这一逻辑，社会全方位地控制着个体的生活，而使这种强迫性变得有效的工具恰恰就是大众传媒及围绕它而生成的文化工业。　　不过，当发现文化工业及其后果并将其呈现出来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却发现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主张通过激进的方式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他的主张在美国新左派运动时期得到了部分学生的拥戴，但并没有取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展。新左派运动之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控变得更加完善。而对现状表示失望的学者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则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没有意义，像新左派运动这样的左翼社会运动，只会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控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因而他公开反对学生发动社会运动，希望有识之士蛰伏起来等待更好的革命时机，甚至因坚定捍卫这一立场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本书既选择了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chheimer）、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1947），也选择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1964）。这两本书都是霍克海默所启动的辩证法项目的直接或间接的研究成果，也是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中少有的集中讨论传播问题的著作。从这两部著作中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相似与差异。本书还选择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名作《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1981）。该书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学派第一代学者思想谱系的反思与回应。　　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几乎所有左翼学者，都像哈贝马斯一样，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批判。但作为旁观者，我们的感觉是这些左翼学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有多大。批判者阵营中嗓门最大的当然是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那批学者。以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文化研究表达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高度不满。他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气质，完全无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他们倾向于用类似“可供性”的视角来说明大众文化的意义必然在受众的接受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他们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解码/编码”理论来说明大量的逻辑断裂存在于传播者与受众的联结中，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是脆弱的，不是必然有效的。英国文化研究过度放大了其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受众主体性上的差异，但他们显然没有发现自身理论的深层逻辑就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只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而文化研究关心的是亚文化社群社群意识的觉醒。唤醒亚文化社群的社群意识当然可以被看作一种反抗，但这种文化上的反抗甚至连地方或行业为群体利益所采取的社会运动都算不上，所以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唯一的差别就是眼界和格局，而不是文化研究自身所讲述的那些差别。　　不过，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重要思潮，文化研究的主张当然值得关注，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细节，为传播的批判研究带来了鲜活的场景感。这种对于文本、话语和受众行动的敏感，确实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欠缺的。本书所选择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斯图亚特·霍尔等的《管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与法律—秩序》（1978）、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全国新闻〉观众：结构与解码》（1980）等英国文化研究几代学者的代表作都能够很好地呈现文化研究的特征。我们也选取了两本受到英国文化研究巨大影响的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作：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2019）和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2006），用以说明这种研究取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由于受到英国社会学、人类学经验研究取向和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文化研究对传播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比法兰克福学派更精细、更专业。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不像文化研究那么尖刻和激烈，也承认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发，但他们同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过于粗糙，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权力的理解显得过于笼统，并主张在研究中区分清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工与合作。这种区分，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议题变得很丰富，比如对军工联合体的批判、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批判、对受众商品化的批判、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对空间生产的批判等。但与此同时，这种区分也给传播政治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是因为，在社会权力之网中，权力与资本总是不分边界地勾结着，很难分清楚黑箱中哪一种权力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所以，一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似乎有某种统一的视角，这一点从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的论述中可以找到证据。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莫斯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研究的一门学科，它们互相构成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莫斯可，2013：3）。但另一方面，支撑这种视角的核心概念比如劳动、商品、权力、空间、时间、媒介等，在不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中似乎又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回答传播或媒介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时，传播政治经济学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有一些答案甚至根本不在一个范畴。　　除此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边界几乎完全是开放的，由于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有着完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经常会因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介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被学术界解读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像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又不承认自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标签，因而这个领域的边界是很难描绘的。因此，本书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名著的选择也完全是多元和开放的：既包括第一代的经典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思想管理者》（1973）、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1981），又包括当下的学科集大成之作如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1996）；既有第二代学者的经典之作，如丹·席勒（Dan Schiller）的《数字资本主义》（1999）、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1992），又有其他学科跨界而来的学者的代表著作如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1981）、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1996）。　　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符号学和话语阐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注意力主要不在符号和文本。这种有益的补充深刻地影响着英国文化研究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学的大师们都对传播学有过突出的贡献，不管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开创者如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还是当代符号学和话语理论的代表人物如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都以自身独特的视角影响过传播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尤其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视角来看，符号学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后才真正具有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阐释力，这种从符号的象征意义出发去思考社会认同制造的思路，催生了一大批在传播学中影响力卓著的概念和理论，如景观社会、拟像、消费社会等。这些概念和理论将“文化工业”中社会通过传媒掩盖根本社会矛盾并驱使个体肯定现状的核心话题再次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符号学的视野中，社会被转化为碎片化的景观和拟像，而这种景观和拟像以比现实还要真实的存在方式掩盖了现实本身。本书特别选取了这一思想脉络中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用以呈现符号学的新进展及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产生的强大批判力。这三本著作分别是：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 （1957）、居伊·徳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 （1967）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社会》（1970）。 　　批判学派的学者通常显得非常雄辩，擅长修辞，因此即使他们在国际通行的S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远远不敌经验研究的学者，他们也能够通过不断地出版高水平的专著来吸引其受众，发出其声音。在一项对40多年来美国传播学发展状况的研究中，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美国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已经几乎失去了发表的阵地。“从总体发文量来看，批判范式即便在1980—1990年间也很难与行政研究构成相抗衡的形势，与文化研究范式、修辞研究范式合在一起仅占三分之一。此后，在新自由主义的氛围中采取批判视角的论文就不断减少，在所谓顶刊上，几乎看不到批判学派的文章，更看不到与批判学派有关的关键词。”但是，批判学派在生产著作方面的能力显然强于经验研究学派，而且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大部分出自批判学派学者之手。著作的容量足以保证批判学派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尽管有人批评批判学派长于批判现状但不长于改变现状，然而在时间的长河中，提供思想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提供想象力才能维系学科的理论发展，否则学术研究将会成为标准化的操作工具。　　不过，如果要对批判学派的盲区做一点批判的话，主要还是他们对技术的态度。强调对权力及权力得以形成的制度和文化的高度关注，导致批判学派高度无视非人行动者的力量，将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所谓的权力主体。一切强调技术的主张，都被批判学者看作技术决定论，被认为没有看到技术背后的权力主体。关于这一点，批判学派倒是与经验主义志同道合，体现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传统继承者的学理特征。所以即使是这个学派中最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学者，也只与唯心主义一纸之隔。也就是说，批判学派看到了人与社会相联结的行动所发生的场景和舞台，却很少考虑这种场景和舞台有其发生的物质性背景。也许，整个批判学派中只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个例外，他关注到了机械复制本身所造就的一切，也意识到了权力主体、权力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文化必须附着在某种特定的技术之上。可惜的是，本雅明的重要发现没有真正打动阿多诺、威廉斯和斯迈思，却在媒介技术范式领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共鸣。本雅明发现了非人行动者的行动力，使传播学在批判学派的世界之外，看到了另一个理论空间——传播的技术主义范式。如前所述，技术主义范式这个话题是本丛书中《西方媒介学名著导读》讨论的重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该书的导读，在此不复赘述。不过，正是技术范式的快速发展，才引发了当代传播学理论的一系列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传播学研究的世界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三、 异例与传播研究新趋势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有几部著作似乎入选了本书，但在上文却没有提及。比如，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1963）、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的《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1967）、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 （1973）、丹尼尔·戴扬（Daniel Dayan）与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1992）等。这几本书的共同特点是，既具有文化研究的某些特点，又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属性；既具有欧洲的血统，又具有美国的特点。这些著作切入点很小，但已经成为某一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开山之作。情形类似的还有未入选的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学者的著作。这些书都可以被我们看作“三国演义”之外的传播学名著。　　异例的出现意味着学科的运动，这种运动首先表现为学科理论的广泛应用和边界的开放。比如说，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的出版意味着传播理论在其重要分支——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开疆拓土。100年来，传播学科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便是形成多个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与多个研究领域交织在一起，成为一门横断性的学科。洪浚浩在其主编的《传播学新趋势》一书中为传播学的发展罗列了38个研究领域或交叉领域，这一方面可能带有主编在划分领域时的主观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播学本身的碎片化。由于传播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联结性角色，传播学的碎化化趋势几乎不可避免。传播学将注定在各个范畴都无法划定边界，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强调传播学只能是一种视角和一种方法。　　异例的出现还意味着学科的范式革命，这一点也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哲学的核心旨趣。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斯蒂芬森的游戏理论以及戴扬的仪式理论都曾经丰富了传播学的世界观，因此，相关著作的入选是必然的。但戈夫曼等人带来的变革只是局部的，真正给传播学科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依然是《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现实的中介化建构》《论数码物的存在》等具有谱系性色彩的异例。这些异例有强大的连续统，但也有断裂，它们不断地掀起学科的发展浪潮。它们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学的外延和边界，也是传播学的认识论和核心内涵。　　《传播的偏向》与《帝国与传播》在20世纪中叶的出现，使传播学的目光第一次从媒介承载的内容转向媒介的形式，从表征及其效果走向非表征和物质性，成为异例型著作的典范。媒介环境学第一次将媒介看作社会制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并分析了这一因素如何限定了社会的形态。在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看来，媒介的偏向（bias）赋予媒介选择的能力。Bias源自法语词“biais”，意为“倾斜”“斜坡”“斜线”等。16世纪流行一种地滚球运动，这种球被设计成一侧轻、一侧重，重的那一侧就叫作“bias”。媒介就像一颗重量不均的球，材料和质地使得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偏向一侧。因此，之所以偏向能够起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偏向限定了行动的可能性与方式。这就好比我们在经典力学中经常看到的例子：斜面上的小车做加速度运动，其运动方向受到斜面倾斜方向的限定，其加速度的大小与斜面的角度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英尼斯抛出了他的观点，即媒介的偏向必须得到平衡，帝国才能长治久安：“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这些媒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盛极一时：文明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媒介的影响，而一种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总是受到另一种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消。”英尼斯因而创造了一种“媒介静力学”的世界观。尽管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主义范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英尼斯的技术决定论，但英尼斯把媒介看作基础设施和社会的建构因素的世界观为后来传播研究的范式革命奠定了基础。　　不过，英尼斯虽然在讨论文明史的变迁，但其理解的媒介是安静的空间结构和心理结构，没有媒介本身的动态性和行动性，所以英尼斯所看到的组织社会的力是一种非时间性和非动态性的结构性力量。用一个静止不变的理想模型去框定并剪裁复杂、动态、变动不居的历史，摒弃不符合模型预设的异例，体现了英尼斯静态的和结构性的世界观。而《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现实的中介化建构》《论数码物的存在》等著作在当代的出现，则彻底击毁了这种世界观。与英尼斯不同的是，这些著作不会将媒介等同于媒介物，相反，这种思想会认为媒介物是生成的结果，当某种物成为关系的节点或行动的背景，媒介物便应运而生，所以媒介不存在，只有生成的媒介物。像英尼斯那样，把莎草纸、石头和马匹当作天然的媒介物，显然在本体论的起点上就与这种观念不一致。同时，也没有什么天然偏向空间或偏向时间的媒介，这些偏向都是在媒介物生成的过程中生成的，都是在场景中生成的。所有的物都有可能在某个场景中生成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媒介。也就是说，偏向不存在，只有生成的偏向。不仅如此，一旦媒介物生成，它就会限定人的主体性，所以媒介物会体现其行动者的色彩。这不仅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在口头传统的时代便是如此，只是人们在当时并不这么理解这一问题。说到底，媒介是生成性的：“媒介的生成性体现为媒介将一切人与物都转化为媒介而建构了这个世界，这个生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媒介之所以通过中介可以建构出一个世界，只是因为它可以将一切都转化为媒介。这是媒介何以成为行动者的前提。”媒介的生成性，意味着一切都处于运动的不确定性中，所以用结构性的媒介静力学来理解媒介，理解媒介对制度和文化的建构是不够的。　　今天，基于二进制编码的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社交媒体机器人和算法软件因为公认的算力规则而具有了强大的行动力，面对这样强有力的媒介世界，媒介静力学的世界观显然是不够用了。如果今天还有人用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及其平衡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实在是不合时宜，个中原因就在于媒介静力学的认识论范式已经与今日媒介所建构的世界渐行渐远。这种感觉就像是相对论出现后，牛顿力学突然发现了它的适用范围和边界一样。从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许煜、库尔德利、赫普等人当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已经广泛意识到建立一种新的媒介观的必要性，意识到必须超越英尼斯和媒介环境学的媒介静力学，必须打破那种静态平衡的媒介环境观，找到媒介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于是，一种媒介动力学的世界观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以前传播学以一种结构功能的静态视角来看待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那么今天可能需要用一种行动者的动态视角来审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笔者倾向于将大众传播研究时代命名为‘媒介静力学’时代，而将当下的传播研究命名为‘媒介动力学’时代。”。这是人工智能媒介时代取代大众传播时代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传播学发展的必然态势。　　在物理学上，静力学研究物体在力系作用下的平衡问题，而动力学则对物体的机械运动进行全面的分析。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实证政治体系》中将这对物理学概念引入社会学，提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以此构建他的社会学体系。而今天，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也要借助基于这一对概念所形成的隐喻。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媒介现实要求传播学必须抛弃简化、线性、静止、决定论的媒介观。　　不过，传播学的范式革命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范式和批判主义范式的终结，相反，这种新的媒介观和世界观为激发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范式的新活力提供了重要的意向性。这意味着这些研究范式将焕发新活力。就这一点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媒介的动力机制为传播学打开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真理可以继续支撑这个学科的研究。一切尽在生成的过程中。胡翼青2023年8月8日于镇江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