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谢侃侃

季风是一种大气和海洋的耦合环流系统，亦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自然现象。季风随着季节交替，盛行风向也随之改变。春夏时节，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由西南向东北运动，先后抵达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在途经之处造成大面积降雨，雨季随之拉开帷幕；半年后，来自喜马拉雅山脉寒冷而干燥的空气从相反方向吹向印度洋沿岸，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进入少雨的旱季。千百年来，季风气候深刻地影响着南亚和东南亚人民的生产生活，在当地哺育出灿烂的农业文明。与此同时，沿海而居的人们积极地总结季风规律，积累了跨海远航的丰富经验，进而建立起一张张连接甚至超越不同地理空间的巨大网络。

季风到达南亚和东南亚的时间先后有别，居住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马来人将其生活的海岛东南亚地区称作“风下之地”（negeri di bawah angin）；与之相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侣、商贩、水手们借着规律的季风源源不断地航行到马六甲，而其中的南亚和中东人最多。久而久之，马来人习惯地把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广阔区域统称为“风上之地”（negeri di atas angin）。 季风上下，见证了人类数百年来航海的发展、商贸的繁盛、思想的碰撞、文化的交融……

值得一提的是，季风在我国同样是极为普遍的自然现象，它与生态环境、四季更迭、农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中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代义净法师取海路经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赴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明代郑和率宝船七下西洋，最远曾航行至非洲东海岸，完成了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通事（翻译官）马欢随郑和船队周游列国，详细考察并记录沿途风物，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旷世经典……以上均是中国读者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类似“下西洋”“下南洋”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季风不过是这些故事中的注脚，但正是它规律的存在才成就了这些跨洋航行的壮举，也为“壮举”在后世成为“日常”奠定了基础。

季风下的日常是怎样的呢？这本小书试图跳出以中国或西方为中心的观察视角和叙事方式，借用“季风亚洲”（Monsoon Asia）这一概念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思想流动展开一些讨论。“季风亚洲”最初是自然科学家们用来描述亚洲受季风气候系统影响地区的术语，涵盖东亚、南亚、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涉及当今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近年来，人文社科学者们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季风亚洲”的概念来探讨这一广大区域内的环境适应、人员流动、文化融合、商贸往来等议题。“季风亚洲”是一个无比宏大的概念，要在这一框架下全方位展示上述“流动的日常”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本书并不寻求大而全地展示人与思想在季风亚洲内部来来往往的壮阔图景，而是希望生动地呈现若干个耐人寻味的切面，帮助读者构筑一套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相对新颖而立体的认知。

区域国别研究和南亚东南亚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扩大与深化，国人对认识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区域国别研究”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各种类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及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各地的高校校园，迅速发展壮大。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是我国的近邻，各方面的交往与互动古来有之，我国学者对这两个地区的系统性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的时间。而随着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崛起，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专业从事这两个地区研究的学者和论文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大众对这两地的兴趣也显著提升；而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的出现与发展也深刻形塑了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进行知识生产的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南亚与东南亚的基本认知。其中，最为明显的影响来自“区域国别研究”根据现代区域及民族国家边界对研究对象的地域划分，研究者们坚守着自己“区域”“国别”或“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进行深耕，力图突出特定国家、社会、文化及地理空间的特殊性。这种研究范式顺理成章地将具体的研究问题与地理空间进行深度绑定，如“印度的种姓制度”“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等，却忽略了超越地域边界的思想传播、人口流动、宗教及贸易网络。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植根于具体地理空间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对我们加深对特定区域特定问题的认知固然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在所有研究中都一味强调某某现象在某某地点的特殊性，那么学者们将很容易陷入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思维定式中——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不可比拟，而事件的发生基于特定的内外部条件，由于这些条件不可能完全复制，因此历史经验不具备普遍的参考价值。“本质主义”的危险在于，学者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去描述现象“是什么”（what），却鲜少关心现象背后的“怎么样”（so what），对事物的形成机理和发展规律不闻不问，最终导致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很多学者意识到了“本质主义”的局限性，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理论的机械套用，甚至是对西方一般化理论的盲目崇拜。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在人文社科领域，海量的西方学术经典被译介到国内，熟谙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学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一大批青年学人负笈海外，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透过西方视角去观察世界，借助西方理论工具去分析问题，使用西方学术语言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

诚然，中西学术体系的接轨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快速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十年所推行的“国际化”是局限且不平衡的。虽然这种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化”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水平，却也使得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进一步巩固了其霸权地位。欧美学术经典对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而言已不再陌生，言必称韦伯、福柯也早已成为中文学术圈屡见不鲜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互联网的普及让许多中国学者足不出户就能够紧跟国际学术热点与潮流；海量且颇具时效性的中英文资讯不仅是专家学者们指点江山的基础，更成了普罗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相比之下，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关注则相形见绌。冷战时期，“亚非拉”曾广泛地存在于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政治及文化叙事中，是反帝反殖语境中熟悉的“同志”“兄弟”“伙伴”。虽然受彼时各方面条件制约，真正有机会踏出国门看世界的国人十分有限，但新兴民族国家相似的历史遭遇使得第三世界内部能够迅速达成共识，进而在国际事务中相互认可，相互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对亚非拉人民挣脱殖民主义枷锁，推进民族解放事业的共情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地区的文化对鲜少接触世界的国人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欧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形塑了全球化进程，而中国也不断调整，尝试与这套世界秩序接轨，力求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引进西方资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借鉴西方管理经验与制度，逐渐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几十年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口号不绝于耳，却似乎总是以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模式”作为潜台词的。与之相对，“亚非拉”渐渐淡出了以“经济发展”“产业振兴”“科技进步”为核心的主流叙事，成了贴满“贫穷”“落后”“冲突”等负面标签的“他者”。

这一趋势不仅体现于社会对西方科技和发展模式的推崇，也反映了国人对不同地区异域文化的参差兴趣。关于欧美、日韩文化的书报和影音资料琳琅满目，充斥在各类实体场景和网络空间。民众对发达国家文化的热衷，特别是对其流行文化的热情催生出了规模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而这一消费市场的活跃与文化产品的相对丰裕则促使更多人对此类文化产生兴趣。相比之下，国人似乎并不热衷于了解广袤的亚非拉地区。第三世界丰富的多元文化资源本应产出无穷无尽的文本和视听材料，但市场上可供消费的相关文化产品十分有限，与欧美、日韩相比更是相形见绌。

即使是在象牙塔中，学者们对第三世界的关注也是相对欠缺的。亚非拉在当今世界人口中的占比超过80%，但国内从事相关地区科研及教学工作的学者却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一情况从高校内部教研机构的设置便可窥见一斑：大部分综合性院校的外国语学院并不开设英法德日以外的专业，在少数开设有第三世界语种的院校中，相关专业也大多泛泛地归类为“非通用语”或“小语种”。类似地，“亚非拉历史”似乎是“世界历史”中可有可无的方向，但与此同时，寥寥数人的“亚非拉教研室”却担负着补足并串联起欧美及东亚地区以外所有地区历史的教学及科研任务；在政治学领域，“亚非拉政治”理应是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中却仅仅作为“大国博弈”的注脚出现——将第三世界的重要性简化为它们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种种“战略”“政策”——其主体性和能动性在这一预设的叙事框架下被轻描淡写甚至是完全忽略。

当然，以上批判并不是国内的全部，因为近年来国内已经慢慢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在高教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一大批青年学子也向前迈出了自己的脚步，积极投身发展中国家研究，一方面使用前沿学科理论武装自己，一方面勇敢地奔赴海外，浸润于深度的田野工作中。即使在疫情笼罩下，接连不断的线上讲座和学术工作坊暂时弥补了无法前往海外调研的缺憾，在一定程度上让学术交流的形式变得更为多样，其内容也更为丰富了。

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颠覆了象牙塔与社会大众之间传统的物理及智识区隔。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自己相对狭小的专业领域之外，竟然有那么多人对广袤的第三世界充满好奇，被各地纷繁而多元的社会文化以及微妙且相互纠缠的历史变迁深深吸引。微信、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网络平台上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内容制造者，有的旁征博引、认真考据，为知识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的则用惊世骇俗的标题和内容吸引眼球，骗取点击量，极大误导了大众对相关问题的认知。网络媒体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对第三世界的兴趣，但与此同时，其内容也无可避免地塑造并不断强化了一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刻板印象。许多内容制造者将学界已有的“本质主义”研究通俗化，扭曲为对第三世界带有歧视意味的陈词滥调。这些现象令人担忧，因为它极有可能让中国的第三世界观一步步背离曾经的国际主义理想，甚至演变成与之相悖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温床。

但无论如何，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正发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西方国家发展区域研究的经验固然具有很高参考、借鉴的价值，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是不可能被复制、照搬的。

一场实验

那么，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国别区域研究？过去几年，中国各地的资深学者们在各类刊物上已经就此问题发表了丰富而系统的论述，在学科史、制度设计、学科建设等层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呼吁各地高校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变化和自身机构的实际情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区域研究”。作为高校的青年教师，我们也开始在此背景下仔细思考国别区域研究的意涵，以及如何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推动科学研究、课程建设、学生培养。
2020年夏，我和北大外院张忞煜、清华历史系曹寅两位同事组织了一场线上对谈，题为“从东印度到印度：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关于亚洲的另一种想象”。这次对谈旨在打破固有的现代民族国家界限，把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置于共同的概念框架之下，比较两者近现代史的异同并探讨存在于两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位同事均是从事南亚研究的专家，而我本人的研究则长期聚焦海岛东南亚地区。无论是按照各自院系的学科设置，还是区域研究内部的地理划分，我们三人的“背景”都是非常不同的。然而，这场仓促准备的对谈却让我们意犹未尽——不仅发现了许多印度与印尼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更意识到加强跨学科、跨区域、跨机构对话的必要性。这次短短的对谈之后，我与两位同事开始酝酿如何将这样的对话常态化。终于，在2020年底，“季风实验室”应运而生。

“季风实验室”是一个高度开放、包容的虚拟学术平台，旨在组织、策划、推广一系列与南亚东南亚研究相关的学术活动，包括课程、讲座、读书会、工作坊等。名称中的“季风”是环印度洋地区常见的自然现象，象征古往今来东亚、南亚、东南亚之间持续不断的人员往来、商业贸易和文化交往。我们在命名时还意识到，“季风”比具体地理空间概念更具开放性，因为这一意向不仅贴切地反映了我们当下的学术关注，还为该平台在未来进一步西延东扩，突破南亚、东南亚保留了无限的可能性。

“季风实验室”算不得正儿八经的“学术机构”，却是一个真真正正具有实验和探索性质的学术共同体。2021年春，张忞煜、曹寅和我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院）的支持下开设了一门名为“南亚与东南亚研究”的研究生课程。该课程旨在打破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地理区隔，向研究生们介绍全球范围内关于两个区域的学术经典和前沿成果。课程由三个模块组成，分别以三个首字母为“C”的英文单词命名，即“概念”（Concept）、“比较”（Comparison）、“联系”（Connectivity）。就具体的内容而言，我们不仅要求所选取的阅读材料在南亚或东南亚研究领域内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更希望它们有助于搭建起两个领域之间对话的桥梁。比如，我们让学生对比斯里尼瓦斯（M. N. Srinivas）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论述与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印尼爪哇社会分层的研究；类似地，我们也尝试在南亚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和东南亚“自主历史”（autonomous history）之间进行对话。

我们把“南亚与东南亚研究”课程的前半学期安排为研读经典的讨论课。但与传统研究生拼盘课不同的是，每次上课都有三位教师共同出席，参与学生讨论，就特定主题提出尽可能多样的解读视角。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后半学期有针对性地加入了中外学者的学术讲座，涵盖文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让学生们有机会接触到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在演讲嘉宾的构成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学者们在话题、区域、性别、工作机构、研究范式、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多样性，希望他们通过讲座呈现出南亚和东南亚研究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巨大潜能。这本小书便脱胎于“南亚与东南亚研究”这门课程及通过它所举办的系列讲座。

章节安排

编者们并不希望把这本书变成一锅讲座纪要的大杂烩，而是希望借此打开一扇特别的窗口，让读者们能够透过它眺望绮丽的季风亚洲。南亚东南亚之大，其社会之复杂，其历史之悠久，绝非一两本专著就能够谈论清楚的。我们当然也不指望把这本小书做得面面俱到，用区区几万字就把两个纷繁复杂的区域说得透透彻彻、明明白白。我们致力于用特定的主题或概念把涉及面极广的讲座串联起来，一方面通过丰富的话题生动地反映南亚和东南亚的多元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化繁为简，在清晰的概念框架内呈现两个区域间的人员往来、思想交流、文化互动，以及长时段历史的相似性。鉴于此，我们在“南亚与东南亚研究”研究生课程“3C”（概念、比较、联系）的基础上又找到了另外3个首字母为“C”的概念，作为串联起本书11个章节的基本线索，它们分别是：互联（Connection）、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本书的头三章以“互联”为主题，讨论对南亚和东南亚产生深远影响却常常被世人忽略的文化思想网络。千百年来，人们跨越孟加拉湾，在南亚与东南亚之间自由流动。对许多人来说，“跨界流动”是他们最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因为“界”本身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对，20世纪中叶以来，南亚东南亚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民族国家，国家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框架的区域知识生产则进一步强化了“界”的概念，本书首章便是对上述矛盾进行的反思。紧接着，第二章以连接中东、南亚、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学网络为例，在跨越千年的长时段历史中对这几个区域间的文化及思想互动进行了讨论。第三章则挑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近现代史叙事模式，指出20世纪上半叶在印度尼西亚盛行一时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深受南亚的影响，其根源是印度穆斯林思想家而非同时期的欧洲宗主国。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中心—边缘”。我们试图通过几个典型的个案来反映边缘与中心之间的矛盾与互动，进而呈现广泛存在于南亚东南亚的种种社会问题。“边缘”在这一部分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表现在地理空间、宗教信仰、族群关系、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相较“中心”，身处“边缘”的他们往往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少数”，不占有中心的优势资源，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或因为长期的历史或政治原因受到歧视或压迫：他们是居住在印度东北部山区、远离德里政治中心的少数族裔；是生活在印度教主流社会边缘、饱受偏见和贫困之苦的穆斯林群体；是受到殖民政府怀疑和本地人排挤，却具有非凡商业嗅觉、灵活变通、勇于挑战权威的印尼华裔出版商；是具有坚定政治信仰、不畏牺牲、坚持与政府军斗争到底的纳萨尔派游击队员。在不同的语境中，“中心”往往在各方面占尽优势，却很难拿出一劳永逸的办法来化解来自“边缘”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缘”及其抗争的长期存在本身就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南亚、东南亚社会的复杂性。

我们将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命名为“世界主义”，旨在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放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之中进行审视。南亚和东南亚从来就不是与世隔绝的偏远之地，其发展变迁向来是紧跟全球历史演进之脉动的。千百年来，位于印度洋沿岸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交通便捷，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地，自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绝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它们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的能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来自这两个区域的民众不仅主动参与并融入了一波又一波改变世界的浪潮，更深刻影响甚至是直接形塑了现代世界的形成。通过四个相对简短却内涵丰富的案例，这一部分试图以小见大，展现南亚和东南亚如何借助个人和群体的力量，有机地与全球历史的发展变迁融为一体。四个案例聚焦移民、宗教、身份政治、知识生产等方面，彼此独立却有诸多共通之处。华人基督宣道者宋尚节、印度修士孙大信（Sundar Singh）、印尼混血作家查理·罗宾逊，以及波兰的现代印度学创始人均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多重身份与剧烈变动中的社会大环境相互交织、碰撞，进而呈现出丰富、矛盾甚至戏剧化的多彩人生。也正是透过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我们得以一窥世界在所谓“短20世纪”经历的翻天覆地之变化。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诸文明在印度洋地区的交流交汇研究”（23&ZD324）的阶段性成果，这本小书的问世得益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多位同学的辛勤付出。詹丹妮、何俊德、温华翼、姜应雄全程参与了“季风实验室”的研究生课程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随后，他们在纪要整理、稿件写作、修改校对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熊艺、陈钰兵、吴勉琪、谭博特在写作相关章节时还是高年级本科生，随着这本书一步步完善成型，他们也各自开启了精彩的人生新征程。对于他们和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来说，我们希望“季风”不仅仅是一种停留于书本的自然现象或跨越地理空间的知识符号，更是一缕能够激发青年学子探索世界之志趣、真正推动他们扬帆远航的清新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