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篇 草木遗史
“有型”岛的枫香 002
马神甫和锦香草 006
都是四川崽儿 010
大熊猫与珙桐 014
还我一个名 018
啊,敦煌! 022
人在尊时万利收 026
寻访杜鹃山 032
打狗打猫的传说 039
别了,洛克! 043
西藏往事 047
第 二 篇 创业外谈
维京人和鲁迅 052
此是君家木 057
为科学而献身 061
千古蕨唱 065
见证胜利的竹子 069
南国的契丹树 073
走在大学的校园里 077
低调的大师 081
西藏植物之考 086
江南处处“纣王花” 090
谁来纪念中国古代学者 094
第 三 篇 学名轶事
中国槐还是日本槐 100
银杏悲喜剧 104
别写错我的名字 108
狐狸和紫红色 113
斯卡布罗集市 117
《山海经》与犰狳 125
颠来倒去都是名 130
被骂杀和捧杀的西红柿 134
古之俗与今之雅 138
马尾巴的功能 143
植物学名里的春天 148
植物学名里的老虎 153
纪念达尔文君 157
谦卑的林奈木 162
第 四 篇 说文琐议
中国南北的断肠草:钩吻与狼毒 168
令人心烦的草字头 173
竹藤与人类文明共舞 177
送人月季,手有余香 184
何必避俗 188
仙人掌入滇记 192
枫桥疑案 197
最爱吃柑橘 201
南芥与拟南芥 205
枇杷不是这琵琶 209
端午节与菖蒲 214
去年天气旧亭台 218
“泡”字臆正 222
论《森林报》的理想译本 226
红楼女子在谁家 230
贻厥嘉名,勉其祗植 234
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41
修订后记
引?言?理解草木之名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人类之所以贵为万灵之长,就是因为他们会起名字。
东汉有个大学问家叫许慎,他编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这部巨著有一点让我很不满意——里面竟然没有收我的姓氏“刘(劉)”字。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避讳,有人说是写成了另一个字,但不管怎样,反正是没有收这个字。
不过,我个人的一点不满,当然不能掩盖这部书在揭示汉字字源上的重大成就。比如“名”这个字,上面是个“夕”,下面是个“口”。“夕”的本义是傍晚,那么名字和傍晚又有什么关系呢?许慎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从口自名。”这意思是说,白天人们彼此能够看见,所以不需要称呼自己的名字也能让人知道你是谁。可是到了太阳落山之后,彼此就看不见了,要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就只能从嘴里喊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名”就是在“夕”阳落山后从“口”中说出的东西。
当我们从认知科学的高度审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时,“名”这个汉字体现的造字智慧就已让人佩服不已。假定人类和其他所有动物一起进行一场智力竞赛,第一关是“推理”测试——如果A大于B,B大于C,那么A和C的关系如何?其实,光在这一关,比鱼类低级的所有动物都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关则是“自我意识”测试,就是看能不能认出镜子中的形象是自己。看起来这也是很简单的任务,然而能够通过这一关的选手,除了人类之外,就只剩猩猩、黑猩猩、大猩猩、海豚、亚洲象和喜鹊(对,就是那种老是“嘎嘎嘎”地吵得人心烦的鸟)等少数动物了。
现在,关键的第三关来了:你是否能够把你意识里的世界分解成一个个的概念,并用语言表述出来?这一回,只有人类,以及受过人类训练的几只黑猩猩、大猩猩通过了测试。而当裁判再问:你能够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吗?那几只被人类教会了“符号语言”的类人猿便也败下阵来。最终,靠着卓越的语言能力——能够自由、随意地运用语词表达心中各种概念的能力——人类夺得了这场动物智力竞赛的冠军。
所以,不要小瞧我们起名字的本领。哪怕是我们随口管一个人叫“高个儿”,管另一个人叫“胖子”,我们都是在动用所有动物智力中最高级的技能——用语言表达概念。这个多少能够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事实,就隐含在“名”这个字“从夕,从口”的字形里。
可是,当我们放眼打量大千世界的时候,实在是不能不叹息:这世界实在太复杂了,能够起名字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难怪在任何一本一般的词典里,数目最多的词语总是名词——就是用来表达事物名字的词。
我手头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我随手一翻,翻到了第245页。这一页上共有44个词条(从“大赛”到“大团圆”),其中标为“名词”的就有28个,足足占到了六成多。在这28个名词中,又有不少是指称具体的、非抽象的事物——比如“大嫂”是“大哥的妻子”,或用来“尊称年纪跟自己相仿的已婚妇女”;“大少爷”是“指好逸恶劳、挥霍浪费的青年男子”;“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大提琴”是“提琴的一种”;“大头菜”则是一种“二年生草本植物”“根主要供腌渍
食用”。
现在的很多箱包和衣服上都有“魔术贴”,一面是坚硬的钩状物,一面是柔软的毛绒,两面按在一起,就可以牢牢地黏住。我们从医院或药店买的药片、胶囊,很多是装在透明塑料板上面一个一个的凹槽里,这种带有水泡状凹槽的塑料板的大名叫作“泡罩”。对于“魔术贴”和“泡罩”,我翻遍《现代汉语词典》,既没有找到这两个词,也没有找到指称这两种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其他名词。
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已经如此丰富多彩,可是比起大自然本身的多样性来,那又是小巫见大巫。就拿生物来说吧,现在,科学家已经为将近200万种的生物命了名;据估计,地球上现在还有生存的生物至少有2000万种;如果算上在几十亿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灭绝的生物,那么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生物的数目将超过1亿种!
在形形色色的生物中,有一类低调的生物叫作“植物”。大约十几亿年前,一个在水中游来游去、靠吞噬其他生物为生的单细胞生物,吞掉了一个蓝细菌(旧称蓝藻)。神奇的是,这个蓝细菌没有像其他不幸的猎物一样被马上消化,而是在这个吞噬者体内活了下来。最后,二者便形成了紧密的“内共生”关系——吞噬者为蓝细菌提供保护,而蓝细菌则把自己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分享给吞噬者。久而久之,蓝细菌成了叶绿体,而吞噬者也摇身一变,成了靠叶绿体给自己制造养分的“自养生物”。
按照今天科学界的最新定义,植物就是这个发生了“内共生”的古老单细胞生物全部后代的统称,其中大部分仍然像祖先一样,通过叶绿体来进行光合作用,自己养活自己(当然,例外也是很多的。如果你问我菟丝子这样不含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怪物是不是植物,我当然也会说“是”)。植物可以分为隐藻、灰藻、红藻、绿色植物4大类;绿色植物又分绿藻、苔藓植物、石松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5类,其中能够结出种子的种子植物数目最多,全世界大概有30多万种。
尽管这个数目远远比不上全世界昆虫的数目(据估计有1000万种,占所有现存生物种类的一半),但也已经相当可观了。按照已经在2004年全部出版完毕的《中国植物志》,中国有种子植物将近3万种,是世界上种子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即使在我曾经居住的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千米的北京市,野生的种子植物也多达1700余种——把它们的名字列成表打印出来,需要好几十页纸。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名字对我们来说只是名字,而有些名字却承载了更多的信息。也许它能让我们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也许它能勾起一段遥远的记忆,很多时候,简简单单一个名字就能让我们浮想联翩,久久不能自已。
比如说,“桧”就是这样一个承载了丰富意思的名字。它最早的时候只是指一种树木,就是今天我们叫作“桧(guì)柏”或“圆柏”的常见园林和绿化树种。在春秋时代,“桧”也是一个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境内的诸侯国“郐”(kuài)国的别名。有人怀疑这个国名正是来自那里的山上生长的茂密桧柏树。《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其中就有“桧风”,虽然只收录了4首诗,却足以使小小的桧国和秦、晋(唐)、卫、郑这样的大国并列了。《左传》记载,吴国的季札曾经在鲁国观看以《诗经》为歌词的乐舞,他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可是从桧国的乐舞开始,却不再评论了。从此,汉语中就多了一个成语叫“自桧(郐)以下”,意思是由此开始的人或事物的水平就不足以让人再高看了。
也许这样一个带有贬义的成语,注定了“桧”这个名字会有更多的磨难。北宋末年,一位名叫秦敏学的小官僚按照当时流行的五行命名法,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个带木字旁的名字“桧”。谁也想不到,这个叫秦桧(huì)的人后来竟然成了南宋大臣,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因卖国求荣、害死爱国将领岳飞而遗臭万年的奸臣。从此,“桧”这个名字就再也洗不脱身上的晦气了——清代有一位叫秦大士的状元,在拜谒杭州岳王庙时,就留下了“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名句。
巧合的是,在德国人中,阿道夫(Adolf)这个名字享受到了同样的冷遇。它来自古德语Athalwolf一词,意思是“高贵的狼”。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阿道夫是德国男性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在植物分类学史上鼎鼎有名的阿道夫·恩格勒(Adolf Engler)就叫这个名字。然而,一切都因为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改变了——他创建了第三帝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把德国乃至世界都带入了灾难之中。当1945年希特勒自杀、二战结束之后,再也没有几个德国人愿意给男孩子取名阿道夫了。不过,这个和邪恶的法西斯主义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以变体“阿迪”(Adi)频繁出现在所有爱好体育的人们眼前——德国著名的运动用品公司“阿迪达斯”(Adidas),就是以其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Adolf Dassler)的名字命名的。
同样,有些植物的名字,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植物的名字从先秦时代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中,在这些名字之上积累的人文知识,也便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就拿桃子来说吧,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种植这种水果了。现在学界公认,桃树就是在中国得到驯化的。《诗经·周南·桃夭》的第一句就是“桃之夭夭”,本意是说桃花开得十分繁茂,后人却取了“桃”的谐音,把这句诗变成了“逃之夭夭”,意思也变为调侃人逃得远了。
“桃花源”也是和桃有关的著名典故,出自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陶渊明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安详宁静的田园世界,从此人们就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叫作“世外桃
源”了。
在《韩非子·说难》中则记载了弥子瑕分桃的故事:传说春秋时的卫灵公喜好男色,宠爱一个叫弥子瑕的人。有一天,二人同游果园,弥子瑕摘了一个桃子吃,觉得味道甘美,就把吃了几口的桃子递给卫灵公吃,给卫灵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分桃”就成了指代男同性恋的著名典故。
杏和桃是亲缘关系很近的水果,和杏有关的典故也不少。比如据说唐代诗人杜牧写过一首有名的七言绝句《清明》,后两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虽然学界很多人怀疑这首诗是后世托名杜牧的伪作,但不管怎样,“杏花村”却因为这首诗成了酒家的代称。今天最有名的“杏花村”,自然是汾酒的产地——山西汾阳杏花村了。
东晋道士葛洪曾著有《神仙传》,里面记载了三国时吴国神医董奉的事迹。传说董奉隐居山林,每天为人治病,分文不取,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是重病患者被治愈,要在山上种杏树五棵,病不重的患者被治愈,则种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山上的杏树已经多达十万多棵,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自此以后,“杏林”就成了医学界的美称。
对于桃和杏这样的植物,虽然有着许多相关的典故,但其名字本身比较普通;而对于“远志”这样的名字,看一眼便觉得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了。远志是一种柔弱的小草,它的一个别名正是“小草”;但这样的一种小植物却被古人认为具有“益智强志”的威武药效,所以有了“远志”这个雄壮的大名。《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谢安本来打算隐居不仕,还因此和不赞成他遁世的“书圣”王羲之发生过争执,可是耐不住朝廷几次征召,后来还是出来做了大将军桓温的手下。有一天,有人送给桓温几种草药,其中就有远志。桓温故意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谢安知道是揶揄自己,迟迟不作答,一边的郝隆嘴快,回答道:“在山里的时候是远志,出山就是小草了呗。”于是谢安面有愧色。不过,后来谢安指挥东晋军队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前秦的进攻。这么看来,谢安出来做官,才真真正正是“远志”呢。
然而,中文植物名(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汉语植物名)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
比如马铃薯是原产南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在汉语中,我们除了这个正式的名称外,习惯用“土豆”作为通称。此外,在不同的地方,它还有洋芋、洋山芋、山药蛋、地蛋、薯仔等名字,而《中国植物志》又管它叫“阳芋”。在别的语言中,马铃薯又被叫作potato(英语)、pomme
de terre(法语)、Kartoffel(德语)、práta(爱尔兰语)、картофель(俄语)、ジャガイモ(日语)、??(朝鲜语)……所有这么多名字,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这就是“同物异名”现象。
说到植物的同物异名,不妨在上面这个老生常谈的例子之外,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2012年7月,我从友人那里得知,新疆有一种叫作“雪菊”的植物,据说只长在天山山脉的高海拔地区,是新疆特有的、和雪莲齐名的珍贵野生植物。把它的花摘下来泡茶喝,据说可以调节三高、减肥养颜云云。起初我还真以为是什么稀有濒危植物,然而当我在网上看到雪菊的照片之后,却差点从椅子上跌倒——这不过就是原产北美大陆、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中国的“两色金鸡菊”,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栽培。怎么它到了新疆,就被吹捧成“稀有高寒植物”“天山雪菊”了呢?
进一步的了解,更使我义愤填膺。从2010年起,一些不法商人开始炒作这种植物,很多农民便大量种植。然而到2012年,“雪菊”的炒作崩盘,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农民收获的“雪菊”都卖不出去,损失惨重。这无疑是“同物异名”现象导致的一场悲剧——如果奸商们没有取“雪菊”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诱惑性名字,进而在其上编织“稀有高寒”的美丽谎言,如果人们都知道这种花叫作“两色金鸡菊”,它的英文名字是tickseed(直译是“蜱籽草”),那么这场炒作也就不太可能成功了。
其实,哪怕是去一趟超市,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作“蛇果”的苹果,称作
“奇异果”的猕猴桃,称作“提子”的葡萄,称作“车厘子”的大樱桃,称作
“碧根果”的美国山核桃。当有些人一本正经地分辩说“提子不是葡萄”的时候,我们便再次看到给熟悉的事物另起陌生的名字所造成的巨大威力。
除了同物异名,自然还有同名异物。菩提树是佛教中的圣树,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印度一棵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大彻大悟。然而,这种圣树是热带树种,在中国只能露天栽培于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省区。在靠北的长江流域,寺庙里只好用无患子树代替菩提树,却也管它叫“菩提树”。在更靠北的黄河流域,则用银杏充当菩提树。在青海的高寒地区(比如湟中的塔尔寺),连银杏也长不了,便只能用暴马丁香顶替菩提树了。这还不算完,现在的很多外语词典中,都把英语的lindenwood、德语的Linden、罗马尼亚语的tei、俄语的липа翻译成“菩提树”,于是搞出了“菩提茶”、“《菩提树》”(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一首歌曲)、“菩提树下大街”(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菩提之恋》”(罗马尼亚的一首流行歌曲,后来被一位新加坡女歌手翻唱成“神曲”《不怕不怕》)之类的译名——然而这里的“菩提树”不过都是椴树的误译
罢了。
在英语里面,bluebell(蓝铃花)则常常被作为同名异物的例子。在英格兰、西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新西兰,蓝铃花分别指代不同的植物。当这些地方的人们唱起苏格兰民谣《苏格兰的蓝铃花》时,他们的眼前会浮现出自己熟悉的蓝铃花形象——而它们又都和苏格兰人眼中的蓝铃花完全不同!
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在18世纪,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拉丁化的拼写则是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
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也就顺理成章。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近乎死语言,再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了,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林奈对大多数植物物种都采用了“双名法”的命名方式。所谓“双名法”,就是用两个词来为植物命名,第一个词叫作“属名”,首字母要大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姓”,第二个词叫作“种加词”,首字母通常都小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名”。比如林奈给银杏起的名字是Ginkgo biloba,第一个词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来自日语“银杏”一词的拉丁转写),第二个词biloba则是银杏的种加词(意为“二裂的”,指银杏的叶片常常裂为两瓣)。
再比如桃的拉丁文名字是Prunus persica,第一个词Prunus是“李属”的属名,第二个词persica是桃的种加词,意为“波斯的”,所以这个名字直译是“波斯李”(当然啰,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波斯的桃终究是从中国传去的)。杏的拉丁文名字则是Prunus armeniaca,第一个词也是“李属”的属名(也就是说,桃和杏“同姓”),第二个词意为“亚美尼亚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杏树起源于西亚的亚美尼亚地区。至于欧洲的李子(大名“欧洲李”,和中国的李子不是同一种),它的“姓”当然也是Prunus,“名”则是domestica,意为“家养的”,表明欧洲李是一种栽培植物。桃、杏、欧洲李的“姓”相同,同归为李属,说明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在演化上具有共同祖先,正如同姓的人有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一样。
有时候,植物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同一属的两个种的亲缘关系没有原来想的那么近,便会为其中一个种“改姓”,把它挪到另一个属里面去。比如有的植物学家觉得桃和欧洲李差别不小,应该“分家”,于是把桃分到“桃属”Amygdalus里面,这样一来,桃的“姓”就由Prunus改成了Amygdalus。不过,它的“名”不变,还是persica,所以这时候桃的名字就是Amygdalus persica。这些植物学家同时也觉得杏也应该“另立门户”,划到“杏属”Armeniaca里面,于是为它另起名Armeniaca?vulgaris,其中的vulgaris意为“普通的”(之所以不叫Armeniaca armeniaca,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属名和种加词拼写完全相同,而这种“重复名”是植物命名规则所不允许的)。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所有植物学家都赞同。今天主流分类学界的共识是,桃、杏还是应该和欧洲李“联宗”,同归于一个广义的李属。
有了这种拉丁文的“科学名称”(简称“学名”),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起来就容易多了。比如马铃薯虽然有那么多的名称,但是学名就只有一个:Solanum tuberosum。那种被另外起名“雪菊”的北美植物,常用的学名也只有一个:Coreopsis tinctoria。至于各种“菩提树”和“蓝铃花”,也都各有学名,不相混淆。曾经困扰人们的植物命名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植物的科学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烦琐的工作。学者们先要亲自采集或者派人采集标本(有时候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然后在标本馆中比对大量的标本,确定这些标本所代表的植物物种的范围和亲缘关系。接着,他们还要爬梳文献,找出相关的学名,如此才能为一种植物正确地定名。有时候,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正确学名,竟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工作!
然而,作为对植物分类学家这种枯燥工作的奖赏,他们具有令人羡慕的为新植物命名的特权。他们可以用自己景仰的人、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自己的爱妻娇儿(有时候也是自己讨厌的人)为新植物命名。新的植物学名一旦合格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于是,许多在史书中鲜有提及的人物,却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并借此而不朽。除了人名,在植物学名中还能找到大量的地名、方言词等特殊词汇,它们无不携带着和植物相关的宝贵信息。
这样一来,植物学名也便承载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看似冗长无趣的植物学名,其中往往蕴含着命名人的好恶,反映着植物学家的生平,甚至书写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气质。这些用拉丁文这种死语言的文字创造的名字,如果能够得以正确地解释和考证,便会成为信息丰富的史料,我们能够从中钩沉出一件件陈年旧事,不但可以匡补正史之缺,而且即便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往往不输明星们的“八卦新闻”。
在这本书中,我将主要从中国植物的学名中挖掘有趣的故事。有些故事反映了西方人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历史,是中国在历史上积贫积弱、国门为列强洞开的见证。有些故事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植物学家艰苦创业、为摸清祖国植物资源的家底而奋斗不息的光辉历程。有些故事会让人扼腕叹息,或是令人捧腹大笑。此外,我也会讲述一些和植物的汉语名称有关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同样能给读者有益的启迪。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活跃的一个时代。很多有关名字问题的论
述,都是那个时代的哲人们给出的。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孔子还说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在劝勉他的学生学习
《诗经》,夫子认为,《诗经》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使人多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字。
我想,我们不光要“多识”于草木之名,也要“多解”于草木之名。认识名字,是我们发挥万灵之长的智慧的第一步;而只有用心了解和体会名字背后的信息,才会让我们把外在的知识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体验,真正感受到精神生活的无上乐趣。
草木芳华,有心亦有情。它们来自哪里?谁又冠它以名?中国科学院博士、植物研究员带你了解藏在名字里的植物历史故事,柔弱的植物也在见证文化的强弱。
刘夙,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现为上海市辰山植物园研究员。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和世界植物名录修订工作,主持“多识植物百科”网站,又积极参与科学传播工作,自称“通俗读物作者”,已翻译和原创(含参与)植物学专著和科学传播作品近30部,包括《基因的故事:解读生命的密码》《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燕园草木》《稀有地球》《魔豆》等。2022年9月获得“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新锐人物”称号。
这是一本巧妙而迷人的雅致读物,讲述了有关植物学的科普知识,以及植物学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数十个关于植物名字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故事,有的透着幽默与豁达,有的暗藏丝丝哀怨,有的则吐露着清新和率真,令人过目难忘。
本书语言诙谐而风趣,故事轻松而幽默,充满深厚的人文情怀。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植物名字的发现之旅吧。既能了解植物学名中隐含的专业知识,也能从中窥见那些与植物命名相系的人物、历史渊源。在获得科学发现的同时,也能陶冶科学素养,获得人文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