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81年底，《明镜周刊》（der Spiegel）在一篇文章结尾处一语双关——“联邦德国=香蕉共和国。此时“弗利克事件”（die FlickAffre）刚刚拉开序幕，总部位于汉堡的《明镜周刊》首次报道了联邦德国首都波恩的政治家们涉嫌贪腐。把联邦德国说成“香蕉共和国”，这在1981年委实匪夷所思。当时还几乎无法想象，正是那些支持德国的政治家或一本正经的记者把香蕉共和国的概念和德国联系了起来。然而，这种情况很快就将改变。十六年之后，一位名叫沃尔夫哈特·贝格（Wolfhart Berg）的记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德意志香蕉共和国》（Bananen-republik Deutschland） 。

时至今日，德国可能还有许多人本能地附和《明镜周刊》的观点。何谓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指的是政治体制腐败、不能与时俱进、工作效率低下的弱国。贝格在1997年出版的这本书中就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您信不信……我们所有人都深陷其中”，所说的就是腐败问题。事实上，大约在两德重新统一之后，德国政坛就开始对政治和行政中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展开了激烈讨论。

从此，这些位高权重、代表德国的人丑闻缠身。2012年，联邦德国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 Wulff）因为涉嫌滥用职权被迫辞职。1999年末，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卸任德国总理仅一年后，涉嫌接受非法政治献金和受贿的丑闻就被披露。20世纪90年代初，巴登符滕堡州州长洛塔尔·施佩特（Lothar Spth）和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克斯·施特赖布尔（Max Streibl）因为受到类似指控相继辞职。大约同一时期，在外交礼仪上地位仅次于联邦总统的二号人物、德国联邦议院议长丽塔·苏斯穆特（Rita Süssmuth）险些因为两件事马失前蹄——这两件事分别涉嫌所谓公车私用和政府专机私用。

这份丑闻录（chronique scandaleuse）难免挂一漏万，但联邦德国无论如何算不上“香蕉共和国”。进一步仔细观察会发现，德国的国家机构在上述腐败丑闻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检察院着手对武尔夫进行调查才是他辞职的直接原因。科尔公开承认了部分指控，他所在的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必须向国家偿还高额款项。丽塔·苏斯穆特之所以得以保留原职，是因为她每次使用公车出行后都原原本本记录在案。仔细观察后很容易发现，德国和那些不实施贿赂就寸步难行的国家不一样。香蕉共和国一词经不起进一步推敲，它代表了一种喜欢小题大做的政治文化。

仔细观察之后还会有第二个发现：纵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腐败问题绝非越来越严重，真正严重的政治腐败事件还要追溯到更早些时候。联邦议院存在贿选现象，这影响到了两个事关国家政治的重大决定：一是1949年确认以波恩取代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作为首都，二是1972年通过提交建设性不信任案弹劾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在这两起事件中，腐败的议员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当时的德国还谈不上腐败盛行。

联邦德国早期何以对腐败行为如此宽容？后来的舆论评价又为什么对腐败行为不依不饶？探究这些问题能更好地了解“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治和德国公众的自我理解，了解德国的道德观念、政治许可的界限、价值的转变，了解对经济和政治、政治家和民众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丑闻化的运行机制等。

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将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起初对腐败问题包容有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精心呵护民主这棵“幼苗”；但它也源于一种今天看来值得怀疑的纳粹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观点（纳粹主义当时主要因为腐败而没有得到认可）。后来对腐败问题不依不饶则是媒体热衷于批评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1990年以来反腐败一跃成为后意识形态环境下政治领域的一个主题。直到今天，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也几乎没有人批评“反腐+透明=富裕和民主化”这个简单的公式。恰恰是在自由市场力量、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外交利益的共同作用下，腐败看起来像是凭空出现的一个人类中心话题。批判腐败官员成为一种主流论调，削弱了民众对公共行政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化、去政府干预、解构国家，以及最终削减社会福利都显得迫在眉睫。

在德国，反腐斗争在两德重新统一之前基本都是一个次要话题。20世纪80年代，随着弗利克财团政治献金丑闻被曝光，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但是在两德重新统一后，随着法律修订、行业专家和一系列反腐机构的参与，反腐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场域（Politikfeld）。全球最重要的反腐机构源自德国：德国人彼得·艾根（Peter Eigen）根据德国的法律创立了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该机构总部设在柏林。

从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国家精英的信任何以迅速土崩瓦解。短短几年内，这种论调在关于腐败的讨论中尤为刺耳。考察有关腐败辩论的历史也能知道今天人们何以对政党和政治家嗤之以鼻。这段历史也和引入道德因素进行政治分析密切相关。此外，如果抛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透明”的历史，那就几乎无法书写腐败的历史。透明一词，以光线通透喻指一种更加美好、没有腐败的社会形式。即便政治家以“玻璃议员”（glserne Abgeordnete）的形式登场，他们的承诺也很少能够兑现。民主政体的优势在于拥有作为修正手段的批判性媒体。可如果这种批判削弱了对其政治机构的信任，最终削弱了对民主政体合法性基础的信任，那该如何是好？今天，民主制度出现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关腐败的辩论历史可以为此提供一些细节。

这本书并非关于德国1945年以来的腐败史。贿选、行贿、结党、庇护、微观政治、幕后谈话和权力的暗箱操作等并非本书的研究对象，至少不是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本书研究的是与这些腐败现象有关的辩论和丑闻。 因此，我无意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界过去和现在是否确实腐败、在多大程度上腐败妄下判断。腐败不适合作为历史分析的范畴，单从这一点看，是否腐败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因为谁要是提到腐败，那就是在进行道德评判。此外，腐败也无法量化。营私舞弊、相互勾结和政治庇护等现象的增加或减少只能凭印象描述，无法精确计算。

对于政治文化而言，关于腐败的讨论是最有说服力的。贯穿全书的问题是：谁在什么时候谈论了政治腐败的哪些问题？此人为什么这么做？出于什么想法或者出于何种利益这么做？第二个问题虽然不是总能找到答案，但常常会有一些提示能够拓展我们的视角。因为在公开的讨论中，人们通常知道腐败现象的批判者和反腐人士是谁。因为他们在努力，这在当今的政治讨论中是可以理解的。在激烈的交锋中，持中立态度既无可能也无意义。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退一步去调查那些看上去自然而然的事。人们究竟为什么批评腐败？为什么腐败长期以来是个冷门话题？这种批判会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种批判有哪些驱动力，会导致哪些后果？这种批判如何影响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和自我形象？另外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也很有意思，比如为什么没有属于左翼的对腐败的批评，或者对权威持批判态度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和主张市场自由的腐败批评者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本书时间上的转折点和关键点是两德重新统一之后的年份。全球和德国国内因素对有关腐败的辩论如火如荼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种转变已有先兆，比如弗利克政治献金丑闻，以及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最早的、小心翼翼围绕透明展开的辩论。然而，对这场辩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波恩共和国（die Bonner Republik）和柏林共和国（die Berliner Republik）处理政治腐败做法的巨大反差。如果认为1980年之前没有任何针对腐败的批判，那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印象。

从本书第一部分论述联邦德国早期关于腐败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也已经有了批判性的新闻报道，也存在种种丑闻和事件。人们普遍认为，服从权威的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时代没有腐败；但事实恰恰相反——即便阿登纳这位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也未能幸免，成为有关腐败辩论的对象。不过当时的批评非常务实，主要针对个人，很少抨击政治制度。联邦德国成立最初几十年的显著特点是没有进行与腐败问题相关的讨论，也不存在反腐斗争的政治场域。因此，我也是按照编年史顺序讨论各种事件和辩论，这种讨论大都受限于事件和辩论的动机。曾经有一种超越党派的共识，认为德国的政治家和行政机构并不腐败。1981年的弗利克事件改变了这种论调。此时，政党的权力及其与商界的联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仅新闻媒体质疑许多政治家为人是否正直，联邦议院也就此进行了公开讨论，德国的政治体制看似陷入了黑暗之中。

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几乎不可能被孤立地书写，德国的历史尤其如此。但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崩塌直接促成了两德重新统一。腐败的历史如果不放在全球化和国际发展政策的背景下也无法理解。因此，本书第二部分探讨全球的反腐斗争。首先我会介绍反腐斗争的思想史，阐述的背景是新自由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国家发展理论和发展目标。其次我会介绍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模式——透明。最后我会介绍国际反腐败政策中最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势和人物，尤其要着重说明透明国际的作用，然后再谈谈反腐政策在南半球国家的政治后果。

本书的第三部分涉及柏林共和国的前20年，从两德重新统一到2012年克里斯蒂安·武尔夫辞职。我首先探讨转型时期和后转型时期的情况。腐败对这一时期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将介绍反腐斗争这一新的政治场域是如何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和文献形成的，政治透明在德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相关的一些要求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早期。有关议员收入和忠诚度的讨论，以及议员为实现透明所付出的努力等都促使我思考透明承诺的悖论和界限。最后，我将按时间顺序列举两德重新统一后最重大的腐败丑闻；这些丑闻不仅涉及政治家，在两个案例中还涉及大型企业：大众汽车公司和奔驰汽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