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缘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2004年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周志忍教授告诉我：“到国外读书，你要好好学习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在学术研究以及学科知识积累中也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没有好的、可靠的研究方法，就不会有好的、可靠的研究。在国外的几年，无论是在以定量研究见长的印第安纳大学，还是在以定性研究闻名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我都将研究方法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回国后，也一直在高校开设研究方法的课程。应该说，我的兴趣点一直在基础理论创新，聚焦于如何才能建立起更加自由、公平、民本、有效、健康和可持续的国家及社会治理制度和机制。而选择教授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方法教育当时在中国还相对落后，也很少有合适的师资来教授这门课，我勉为其难接下这个任务；二是，研究方法确实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而教授研究方法的课可以帮助甚至逼迫我去继续学习和探讨研究方法的相关内容。如果前一个原因还可看作“公心”的话，后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私心”。十年之前，我和《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开始合作，为其筹写一系列讨论研究方法的稿件。那时起，我就在规划自己的一本研究方法教材。在这十年中，书稿经过了反复修改和校对，我也请很多学生提了不同的修改意见，期望其既能够更加符合老师的教学需要，又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但由于本书及其姊妹篇《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常用具体方法》（待出版）和《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待出版）内容体量庞大、校对任务艰巨，可能仍然存在一些不当之处，也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研究方法的知识点很多，方法类型也很杂。编者精力和能力有限，再加上许多研究方法非常精深，需要更为专业的学者来阐释，所以就在多年不断了解和沟通的基础上，邀请了对不同研究方法学有专长的学界朋友和老师来共同撰写本书。非常感激他们的慷慨支持！二、 获取知识的多元途径和科学方法的多元主义我们讲科学研究方法，是希望通过对科学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帮助学生和研究者产生真正的知识。事实上，除了通过权威、传统和习俗、大众与媒体信息等途径获得已有的知识外，产生新知识的方法有四种：直觉、经验、逻辑推理(包括反思)、科学研究。现在全国上下好像到处都在讲方法。一方面，这说明我们从以前不太注重科学研究方法到开始比较重视研究方法，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有些人把某些研究方法当成科学研究方法的全部，容易导致研究方法使用上的偏颇；更普遍的情况则是，有些人偏好某些研究方法，未能真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其他方法，甚至把除科学研究方法之外的直觉、经验、推理和反思都排斥在了可产生真正知识的途径之外。可事实上，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直觉、经验、推理、反思等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的来源。爱因斯坦就曾明确指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因此，在这里，我要首先说明的是，虽然本书所讲的主要是科学研究方法，但我们并不排斥其他获取知识的途径，而且在事实上，其他获取知识的途径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知识和理解，也在研究问题确定、研究设计、研究实施以及研究分析汇报等不同环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读者首先要清楚的，也是本书及其姊妹篇所主张的获取知识的多元途径。在科学研究方法内部，本书及其姊妹篇也主张一种明确的科学方法的多元主义。我们并不认为特定方法具有必然或绝对的优势，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各自适合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若假定不同的研究方法适合研究具有不同特点的问题，而且特定的一个或者一组研究方法是研究某一特定问题的最优方法，那么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特定的问题时就应该寻找最优的方法来研究。但实际的情况是，尽管寻找和追求最优是我们的理想，但由于研究者的偏好、能力、资源和机遇等不同，遇到特定问题时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由问题的特殊要求和方法的特殊优势全然决定的，而是经常受到研究者自身条件的影响。而且，有时同样的问题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研究，以获得对问题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这就要求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相互配合使用。问题研究的不同阶段以及研究问题的不同目的也经常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对于一个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案例研究可能就是合适的；如果我们想弄清楚两个研究变量之间精确的量化关系，某种类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可能就比案例研究更为合适。总之，研究者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研究方法，但是多学习、多了解、多掌握一些研究方法，多一些选择，对于应对复杂多样的研究问题总是好的，而且也能帮助我们消除一些偏见，促进不同方法以及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进而有利于问题的更好解决和科学的发展。兵在精不在多。除了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的研究方法之外，我们还必须精通或熟练掌握一些必需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多种方法保持开放的态度，否则就无法接触到最适合自己且自己最感兴趣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仅呼吁方法的多元主义，而且也在尽可能地实践这种多元主义，把一些常用的方法编入本书中。这对于深入研究各种方法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但却可以帮助读者初步建立一个比较多元和系统的方法体系，初步了解方法的多样性。科学方法的发展本身也是无限的。本书及其姊妹篇讨论了较多当下主流的研究方法，但绝不意味着已经涵盖了所有的方法或所有所谓重要的方法，也绝不意味着在未来不会出现更多、更好的研究方法。例如，大社会科学和大科学研究法、广义产品研究法、产品-制度分析框架等就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更何况，科学研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而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不断前进的。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坚持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就要同时坚持方法论的开放主义、包容主义、发展主义和无限主义，我们不仅要了解和学习本书及其姊妹篇已经涵盖的各种方法，也要了解和学习其没有涵盖的方法，以及法伊尔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也译为费耶阿本德)所说的任何方法论和方法的“可以想象得到的任何变种”。本书所主张的方法论多元主义是温和的多元主义，绝不是法伊尔阿本德的极端的方法论多元主义。首先，法伊尔阿本德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混淆了科学和宗教、神话。本书认为，科学有局限性，甚至有错误，但科学的基本原则或目标是追求并尊重事实和真理，是产生知识、理论和思想。宗教和神话却不是，它们可能背离事实和真理，并限制人们对事实和真理的探讨。在这一区分下，如果有时宗教和神话可以帮助我们增进对事实和真理的了解，那么在科学中为宗教和神话留有一席之地也是合理的、有益的。但如简单或极端地将科学和宗教、神话等同起来，不仅不符合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事实，也不利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事实”虽然可能如法伊尔阿本德所说“已被按某些方式对待”，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它首先是独立存在于科学家或研究者思想和观察之外的东西。虽然科学家在观察和认识到它们的时候使用了自己的“思想”或者“某些方式”，但这并不代表事实本身不存在，也不意味着科学家可以任意地去理解和“思想化”事实。科学的本质目的和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尊重并且探求事实。人类自身存在局限性，科学研究方法和过程也同样存在局限性，虽然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认识事实，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断地逼近事实，不断地提高我们的认识，不断地推动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一开始就放弃、抛弃、任意“思想化”或“处理”事实。因此，和法伊尔阿本德所主张的“思想化的事实”不同，本书认为，事实是“思想可以不断逼近的独立的事实”。其次，法伊尔阿本德的方法论多元主义认为什么方法都行，都无所谓。本书却认为，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就针对特定研究问题和研究者来说，有些方法常常会优于其他方法。问题和方法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常常决定了特定时空与情形下的问题和方法之间的相对最优或较优配对，且由于对问题的认知、设定以及对方法的认识和应用等都还受到特定资源条件与研究者的知识、素质、经验、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问题、方法与研究者之间的配对情况也因此极其复杂。除了问题与研究者之间的配对差异之外，有些方法具有更好的问题和研究者适应性，有些方法则不然。法伊尔阿本德走到了绝对相对主义的境地，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性，走向了以相对主义为伪装的绝对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不符合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事实。三、 使用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产生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思想过去我们搞研究不太讲方法，好像所谓研究就是多看些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逻辑综合归纳，再提出些新的东西就行了。最近，大家逐渐注意到这是个问题，要搞研究不讲方法不行。一时间大家都在谈论方法的重要性，无论是否真的懂，都会觉得方法是很重要的。这自然是好事，推动着我国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向注重方法和较为科学的方向转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把关注的重点放到有没有方法以及方法是不是真实有效的问题上去了，把方法本身当成了研究的目标，而忽视了研究真正的目的。那么，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是产生新的知识、理论和思想，而不是显示方法的“高超”和“华美”。当然，如果研究本身的目的是产生有关方法的新的知识、理论和思想，那是另当别论的；但这样的研究，也仍然必须以产生新的有关方法的知识、理论和思想为目的，而不是以产生这些有关方法的知识、理论和思想的方法为目标。在研究中使用方法必须以有效、准确、快捷地帮助人们获得新的知识、理论和思想为目的，要让方法为知识、理论和思想的创新与生产服务，而不能让知识、理论和思想成为方法的奴隶。另外，方法使用的效果也必须以是否促进了知识、理论和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方法使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学研究方法使用的基本标准，而不是衡量研究价值的最终标准。科学研究方法使用的最终评判必须以是否帮助产生了有效的知识、理论和思想为标准。这一标准在事实上将方法的使用从“为方法而方法”的陷阱中拯救了出来，有利于引导研究方法更好地、更切实地为新知识、理论和思想的产生而服务。四、 想象力比方法重要我在《有限制度设计：一种中道制度设计观》一文的结论部分曾说：我也要强调，除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之外，正如米尔斯所说“社会学的想象力”一样，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制度学、制度分析、有限制度设计学都需要自己的想象力。作为一种我们感到自己需要的特定的心智品质，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来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并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把握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因此，我认为，学科和科学研究的想象力，即使不能被视为远比方法重要，也最起码和方法同样重要。而事实上，我也确实相信，想象力远比方法重要。爱因斯坦就曾经明确指出“想象力远重于知识；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却拥抱整个世界”(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Knowledge is limited. Imagination encircles the world)。如果把爱因斯坦的话改一下，这里我也可以说：“想象力远重于方法；方法是有限的，想象力却拥抱整个世界。”(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ethods. Methods are limited.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world.)我们把这段话放在这里是合适的，尤其是在读者即将对不同的科学方法进行系统学习的时候。它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方法就放弃了或者忘记了想象力。具体来说，为什么说想象力远重于方法，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 想象力能使死的研究方法活起来。方法是死的，需要研究者来选择和使用。没有哪一种研究方法能够无微不至和准确明白地告诉研究者所有的信息，也不会主动跑到研究者面前告诉他应该使用哪一种研究方法。如果没有研究者的想象力，这些沉默不语的方法就不能被调动起来，不可能活起来，不可能和研究者进行对话交流，也就不可能进入研究过程。第二， 想象力能填补方法的空白和滞后。没有完美无缺的方法，也没有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实际研究中所有情况的方法。这时就需要借助想象力来填补空隙，解决未知，否则，任何方法的使用都将在现实操作中漏洞百出，错误连连，使得研究在总体上变得不科学、不可行、不可取，也就失去了方法的功用。第三， 想象力能助力研究方法使用的全过程。研究的整个过程，从问题确定、研究设计、具体方法选择、不同方法的配合使用、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实际研究过程到研究汇报、研究发表等环节，都是科学、规范的过程，有一定的章法可循；同时也是艺术的过程，需要研究者的主动性、想象力和创造性。如果没有想象力的支撑，所有的规范、程序和标准等，都可能变得要么模糊不清、混乱不堪，要么僵化机械、了无生气，从而使得整个研究变得不可行，或变得机械呆板，毫无价值和意义。第四， 想象力能助力知识、理论和思想的创新和生产。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未知世界，需要研究者发挥想象力来寻求新问题和新知识，或者通过对旧问题的新研究产生新知识，而没有了想象力，研究者就无法找到新问题，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自然也无法提出新的知识、理论和思想。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问题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第五， 想象力催生灵感。科学研究离不开灵感。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指出，虽然“灵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比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更大，但也不比它在艺术领域的作用更小”。可是，灵感并不总是可以轻易获得的。所以，韦伯指出，“想法的来去行踪不定，并非随叫随到。的确，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如此等等”。可是，想象力却往往能够帮助我们邂逅和捕捉灵感。所以，拥有了想象力，我们就会大大增加邂逅灵感的机会，催生真正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科学研究。五、 科学的精神比方法和想象力更重要前面讲了方法的重要性，讲了坚持方法的多元主义的重要性，也讲了想象力的重要性。基于多年的科研和教学实践，再加上对我国社会和科研状态的持久性观察和思考，本书认为，固然我们的研究相对而言还缺少方法，方法课教育刻不容缓，亟待加强，但是，我国科研界更加缺乏的其实是真正的、纯粹的科学精神。方法的教育固然艰难，但假以时日，定会不断提高和改进；可依赖于研究者自身境界、良心、追求以及社会传统和环境形塑的科学精神却不是单单靠加强研究方法教育就能解决的。所有的方法都是工具，而使用方法的是人。方法再好、再科学、再有效，最后也有很大空间是留给研究者自己行动和掌控的。而这些空间就给了投机取巧者可乘之机。不论在方法的汇报上、学术的规范上做出多么详细和完备的规定，也不论设计多少种社会机制来制约和监督学术不规范问题，如果没有研究者基于纯粹科学精神的主动配合，仍像是沙上建楼，不堪一击。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纯粹的科学精神呢？马克斯·韦伯曾经在《以政治为业》中将政治家分为两类：“为政治而生的人”和“依赖政治而生的人”。借鉴他的说法，在学术方面也可以将研究者分为两类：“为学术而生的人”和“依赖学术而生的人”。科学的精神首先需要有更多的为学术而生的人，而不能仅仅存在那些依赖学术而生的人——他们把学术看作谋生的手段。为学术而生的人则不一样，他们怀揣着探寻真理和为科学献身的赤子之心，为真理和科学而活，也是为真理和科学来到人世的。他们自然也要谋生，但是和依赖学术而生的人不一样，他们是“通过谋生来探究学术”。这也就是说，为学术而生的人把真理、科学和学术看作人生最高的追求和无上的价值，即“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和尊严的学科”同上书，第25页。，并坚守这种追求和价值。这就是真正的、纯粹的科学精神的第一要义。其次，真正的、纯粹的科学精神还包含着对于真理、科学和学术的天然的、不由自主的热情、迷狂和坚贞。韦伯曾说：“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同上书，第24页。最后，真正的、纯粹的科学精神也意味着为了学术可以做出别人无法忍受的牺牲，可以为此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寂寞和痛苦。学术道路绝不会是坦途。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生命的磨难、谋生的艰辛，也有学术研究的辛苦和体制不健全带来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为学术而生的人，具有真正的、纯粹的科学精神的人才能够忍受各种逆境，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坚守真理、科学和学术的最后阵地，奋勇前进、越战越勇。以上几点只是科学精神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从研究者自身来说，拥有这样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来说，则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研究者个人的追求，必须尽可能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条件，让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发挥科学研究的天赋，更加专心致志地献身于真理、科学和学术事业。虽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具有科学精神，但是我仍然期望能有更多的人具有更多一点这样的科学精神。多一些这样的精神，我们的科学研究就会多一分正气、多一分力量、多一分前途。至少要有对真理、科学和学术高度的敬畏心，如果连最起码的敬畏心都没有，那一切就都无从谈起！总之，就科学研究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科学精神都是第一位的。没有科学精神，想象力再丰富也没用；没有科学精神，也不会有知识、理论和思想的创新；没有科学精神，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就失去了意义，会变成“一项表演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科学精神，想象力，知识、理论和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可以做如下排序：科学精神＞想象力＞知识、理论和思想＞方法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讲到科学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时，人们经常会提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科学规范、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等。单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没有科学精神自然很难谈论真正的学术道德，没有学术精神和学术道德也很难期望研究者能自觉而严格地遵守学术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科学精神先于学术道德，学术道德又先于学术规范。六、 干中学和知行合一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如果你们想要从物理学家那里发现有关他们所用方法的任何东西，我劝你们就得严格遵守这样一条原则：不要听他们的言论，而要注意他们的行动。我们可以把他的话转化为：研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研究”出来的。光是熟练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是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研究者的。一个整天只知道忙于钻研研究方法而不付诸实践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研究的，研究方法充其量是一粒研究的种子而不是研究本身。所以，学习研究方法绝不能像赵括一样，只会纸上谈兵，而不进行实际操练。俗话也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学习者不仅要学习各种方法，而且要实际操作和使用这些方法，再通过实际的操作进一步学习，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干中学”。行胜于言，只有知行合一，才能真正学懂方法、会用方法。学方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知道方法，而在于恰当使用这些方法，在于进行真实的、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既然是方法，就是给人以指导和操作的。如果不实际操作这些方法，就不可能真正地懂这些方法；即使偶尔觉得懂了，也只是一知半解；即使偶然觉得全弄懂了，过一段时间可能又糊涂了。另外，再细致的方法也会有它涵盖不到的方面，这就需要从实际中去体会、去理解、去把握、去学习。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亲身体验的事情总是对自己影响深刻，甚至终生难忘。在学习方法方面，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学习研究方法，必须边学、边练、边使用，要在干中学、学中干，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样才能把科学研究方法学好、用好。朱光潜在《谈美》一书中谈到“创造与格律”时也指出：“格律是死方法，全赖人能活用。善用格律者好比打网球，打到娴熟时虽无心于球规而自合于球规，在不识球规者看，球手好像纵横如意，略无迁就规范的痕迹；在识球规者看，他却处处循规蹈矩。姜白石说得好：‘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工在格律而妙在精髓风骨。” 这里的格律，也可以看作是研究的一些基本规范、方法和格式。自然，他所说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对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七、 研究需要写出来 “论文是研究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如果没有真正的研究，就不会有论文；我们不要期望自己不去做真正的研究，就能坐在电脑前面凭空写出论文来。无论何种研究成果——论文、著作、报告等，都必须有真实的研究过程，必须是研究结果的汇报。没有真实的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研究成果。不做真正的研究，怎么可能写出论文、发表论文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编造、抄袭。反过来，如果真正做了研究，写论文也相对容易，把研究目的、问题、设计、过程、结果、价值等一一真实地汇报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研究汇报的逻辑基本上就是实际研究的逻辑，在认真做了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成果汇总是相对容易的。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要想写出好的研究汇报，也有很多技巧。好的研究如果没有好的表达，也会影响人们对研究的理解、认识及其传播，影响研究作用的发挥。要学习研究方法，必须要有清晰通顺的研究表达。综合起来，我认为一个好的研究必然是真正纯粹的科学精神、丰富深邃的想象力、真实重要的研究问题、严谨有效的研究方法、真实科学的研究过程、创新重要的研究发现和清晰通顺的研究表达的综合结果。八、 本书概况(一) 本书与姊妹篇本书最初设计有七编：“科学研究概论”“研究设计、研究计划书与研究伦理”“概念、逻辑、测量与资料收集和分析基础”“基础研究方法综论”“常见典型具体研究方法分论”“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常用方法” “研究汇报”，共41章，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出版时考虑到学时和学生使用情况，我们对书稿进行了调整和拆分。调整和拆分的最重要考虑有两个：一是尽量减少每本书的体量，提高其阅读友好度；二是在保证整个体系完整的前提下，让每本书都能独立使用。在综合考虑之后，我们将原来的一、二、三、四、七编共十六章合编为一本书，命名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础》；第五编的十六章单独编为第二本书，拟命名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常用具体方法》；第六编的九章单独编为第三本书，拟命名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二) 整体特点本书及其姊妹篇的整体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七点。第一，全面性和系统性。本书及其姊妹篇首先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分类，然后对多种常见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帮助学生对研究方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和多元的认识，避免只讲单一方法或少数几种方法可能造成的弊端。当然，由于研究方法本身的多元性和不断发展，本书及其姊妹篇对方法的介绍也不可能是完备的。第二，整体贯通性。在对方法的介绍和分析上，本书及其姊妹篇力图贯通读者对定性和定量两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认识与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力图贯通读者对整个规范(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认识与理解。这不论在国内外研究方法教材中还是其他专门介绍研究方法的著作中都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它有利于读者从整体、系统和根本的意义上来理解什么是研究方法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研究者进行更为规范和科学的研究。第三，较强的研究性。本书不是对现有研究方法基础知识的直接加工汇报，而是体现了较强的研究性。本书有不少独特的和开创性的新提法、新观点和新研究，而且部分内容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第四，全新的教材体例。主流的社会研究方法教材大都先介绍研究的基本要素，再介绍资料收集方法，之后介绍资料分析方法，最后介绍研究写作与汇报或其他内容。这种安排的好处是从研究过程的角度介绍了研究的一般流程，但是其对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系统性关注不足，容易使读者产生研究方法偏误，导致读者直接将书中讲到的方法看作是研究方法的全部或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不利于形成对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或系统性认识。为了弥补这一传统教材叙述方法的不足，本书及其姊妹篇采用了全新的体例。本书的第一、二、三、五编基本上涵盖了主流方法类教材所强调的主要内容，但从新的角度进行了介绍，而且增加了其他方法类教材较少介绍的“概念界定和逻辑选择”。本书第四编就规范研究、定性实证研究、定量实证研究和混合研究四种基础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以帮助学生树立起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为后续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学习奠定基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常用具体方法》介绍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常用的一些典型的具体研究方法，《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介绍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一些常用方法。这三本书从三个层次上对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还解决了数据收集的问题。不同层次或类型的方法所要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研究方法都需要收集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第五，章节体例和分析框架的一致性。编前设有本编提要，章前设本章要点，章末设关键术语、思考题、延伸阅读、经典举例等，并在书末附有关键术语解释汇编，尽量保证了体例的一致性，方便学生阅读和对比反思。第六，坚持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尽量凸显教材的中国特色，并有意识地强调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研究方法和现实情境等的有机连接。这在本书及其姊妹篇各章的主体内容以及扩展知识、经典举例、参考文献等部分都有体现。第七，补充扩展知识等延伸内容，增加教材的趣味性，拓宽学生阅读视野。(三) 本书结构安排本书共计五编、十六章。第一编为“科学研究概论”，介绍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内涵、分类、方法论哲学、发展路径、一般目的、理论建构、变量及变量间关系、因果机制等，帮助学生入门，并对科学研究有初步的了解。第二编为“研究设计、研究计划书与研究伦理”，介绍了正式开展实际和具体的科学研究之前需要准备的研究设计、研究计划书以及科学研究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准则。研究设计和研究计划书是研究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关键准备工作，也可以视为正式研究的起点；研究伦理则作为约束研究者与研究本身的道德规范，贯穿研究设计、研究计划与研究的全过程。第三编为“概念、逻辑、测量与资料收集和分析基础”，旨在对概念建构、研究逻辑、定性与定量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等进行介绍，以帮助研究者打好科学研究的基础。和一般的教材不同，本书增加了一章“概念界定与逻辑选择”，以强调其重要性和基础性，特别是对于规范研究而言。第四编为“基础研究方法综论”。本书认为，从整体而言，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可以分为：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和混合研究三类，实证研究又可分为定性实证研究和定量实证研究。本编旨在通过对社会科学常用的几类研究方法进行概述，使研究者对此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第五编为“研究汇报”，旨在对研究汇报或科学论文的写作结构进行介绍，为研究者的研究写作提供一定的指导。(四) 作者说明本书及其姊妹篇由杨立华教授策划、主持编写，经过了反复多次的整体性修改、完善。张莹协助完成了三本书前期的统稿及校对工作；李凯林协助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马琪副教授负责三章内容的写作，而且对部分章节的写作也进行了指导。虽然在撰写本书及其姊妹篇之前，我做出了系统规划和指导，并深度参与了大多数章节的整体写作，但在全书的统稿和校对中仍耗费了巨大的心力。统稿和校对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对部分章节进行了补充，保证每章框架和内容的完整性；二是对内容进行了全面修改和优化，对问题较多的章节进行了系统修改，乃至重新撰写；三是对不同章节的写作风格进行了统一，以保证全书逻辑的统一和表达的通顺；四是根据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和修改意见等，进一步做出修改；五是对全书所涉及的概念等进行了重新核实与修订，以确保论述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六是对全书的表述、图表、文献等进行了修订和统一规范；等等。本书各章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杨立华、张莹；第二章张莹、杨立华、刘浩然；第三章张莹、杨立华、刘鹏；第四章张莹、杨立华、何裕捷；第五章张长东、李雪纯、杨立华；第六章杨立华、李凯林、张莹；第七章杨立华、李凯林、张莹；第八章张莹、唐权、杨立华；第九章张智涵、杨立华、张莹；第十章马琪、杨立华；第十一章马琪、杨立华；第十二章周强、杨立华、张耀之；第十三章杨立华、何元增、李雪纯；第十四章严洁、杨立华；第十五章杨立华、李凯林；第十六章杨立华、李智、徐璐琳、张莹；全书由杨立华统稿。此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思禹、王肖和美同学协助梳理了部分章节的经典举例；博士研究生何裕捷和硕士研究生吴昱晨对全书各章的参考文献格式等进行了统一调整，并辅助解决了一些其他的技术性问题；吴昱晨还对很多章节的文字和格式错误提出了修改建议。在此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九、 如何使用本书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明确指出：已有的科学成就“被记录在经典著作中，更近期的则被记录在教科书中。每一代新的科学家都从中学会如何从事这一行业。然而，这些书的目的不可避免地是说服和教育；从这些书中所获得的科学观根本不符合产生这些书的科学事业，正如同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不可能从一本旅游小册子或语言教科书中得到一样。本书要力图表明，我们在一些基本方面已经被教科书误导了”。虽然我们做了诸般努力试图降低这方面的影响，但本书及其姊妹篇也会不可避免地扮演说服和教育的角色，也将无可逃脱地在某些方面误导阅读这些书的新的科学研究者，但我希望新的科学研究者能够自己多加辩驳，和我们共同降低本书及其姊妹篇可能产生的“误导”。同时，也希望读者朋友能够提出修改意见，不断完善和修正本书。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重刊序言”也曾经明确说道：“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得到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本书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学生们自己可以……去学习”的“书本”，我们所探讨的也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具体的“课题”，但本书也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我们的目的也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只是想“带个头”。希望读者朋友们不要把本书及其姊妹篇所讲的东西看成绝对正确的“标准”，其中很多内容也是探索性的，而且科学本身就是永远走在探索的路上的。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不会迷信书本，而是敢于和乐于对书中的说法进行讨论和辩驳，从而降低书本可能的“误导”效果，从其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养料。本书及其姊妹篇总体体量较大。本书主要是有关研究方法的基础性或综论性内容，《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常用具体方法》是对各种常见的具体研究方法的详细介绍，《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是对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常用方法的详细介绍，因此读者、学生或者教师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进行选择。有些学校的研究方法基础类课程分两个学期开设，教师可以在第一学期集中讲授本书，在第二学期选择讲授另外两本书中的内容。对一般读者、学生或研究者而言，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先阅读本书的内容，再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选择其余两本书中不同的章节学习；或者可以直接选择其余两本书中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进行学习。本书及其姊妹篇也可以分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阶段使用。例如，在本科生阶段，主要讲本书的内容，在研究生阶段主要学习另外两本书的内容。就研究生阶段，如是两学期的课，则可以一学期学习一本；如果只安排一学期的课，则可以根据老师或学生的实际需要选择一本书进行学习，或者选择两本书中某些章节进行学习。可以选择不同的办法学习本书及其姊妹篇的内容。例如，可以在讲完研究设计和方法的整体体系之后，直接讲本书第十六章中研究汇报的内容，这样学生可以及早准备最后课程学术论文的写作，即让学生在研究之前就知道该怎么写论文。也可考虑把本书第十六章的内容放到最后讲，甚至姊妹篇的所有内容都讲完之后再讲，这样也比较符合整体逻辑。究竟哪种安排更好，则需要老师和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判断和决定。同样地，《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法论》中的方法都涉及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方法，大多教科书对这些方法一般只是简略提及，而且往往安排在介绍各种基础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之前。这在逻辑上也是合理的，毕竟从不同方法的层次划分来说，这些方法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或研究范式，自然应该放在最前面。但为了帮助读者构建更多这些方法论或研究范式的内容，我们对其中的每一种方法论或者研究范式都单独设章进行了介绍。这么做的理由主要有三个：其一，本书(基础本)第一章对科学研究进行分类时已经提及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层次，因此不会给读者造成这些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是最后一层次研究方法的困惑。其二，虽然这些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方法在方法论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但从学习研究方法的实用性目的以及帮助读者建构系统的方法体系的角度而言，读者首先应该重点掌握和了解的是各种基础研究方法，故此将其安排在基础本之外，以突出基础研究方法的中心地位。其三，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方法处在研究方法体系的最顶端，它们不仅影响各种基础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同时离不开其支持。因此，将方法论安排在基础性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之后，不仅比较好讲，而且可以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些方法。但是，就姊妹篇中的方法究竟放在哪里讲，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全赖老师和学生的思维习惯或偏好，并无一定之规。希望读者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偏好和需求等多多探索，并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办法。最后重申一下，虽然研究方法非常重要，但科学精神、想象力和知识与理论等远比方法本身重要。我们在学习方法、掌握方法的同时，也必须加强我们的科学精神和想象力，让它们成为方法的双翼，帮助方法真正起飞，真正为探求真理和解决实际科学问题服务，真正为知识、理论和思想的创新服务。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的希望寄托在大家的身上！在世界范围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做出更大贡献的希望也寄托在大家身上！让我们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