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节选）晚清团练运动是中国团练发展史中最重要的阶段。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 军事斗争，绝非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旁枝末叶，而是以熔岩一般炽热狂烈的 无序动力，将末代王朝推越过横亘于近古与近代之间的沉重门槛。 与成型于嘉庆朝的团练呈单一走向不同，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团练路 径多向，突破了传统乡村民兵概念的边界，亦难以用地方自卫组织来框定。 同样，也难以由团练叙事中最具影响力的曾国藩、李鸿章所辖武装笼统概 括。因特定的历史生态，晚清团练运动并无明确宗旨和统一纲领，在变化未 定的外部环境和无休止的内部裂变中无序漂移，因此存有各种可能性。由不 同群体组成的各式团练，怀有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诉求，在当时是一股 生机勃勃的力量，在锁国反洋与接触外部世界、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族群 凝聚力与不同阶级冲突的框架中，寻求并不兼容的前行路径。 晚清团练运动发端于广东。1841 年，珠江三角洲的数万民兵集结三元里， 手持冷兵器阻止侵华英军进入其耕作之地;1848 年，广州商民团练守住城 门，决不让一个外国人入城贸易;1858 年，广州团练总局集结七千名团勇进 攻广州，与守城的英法联军激战四小时。一切因贸易而起，农耕社会坚守自 给自足形态，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列强以先进热兵器突破东方朝贡体系的边 界，构建以棉纺织品、鸦片为主要商品交换茶叶、丝绸、陶瓷的国际贸易体 系，变白银从西方流向中国为从中国流向西方，整个世界为之失衡。 最早在广州三元里组织民间抵抗组织的，是一群乡村底层知识分子，因 创办或服务于乡村自治组织社学，又被称为社学乡绅。社学担负传授儒学、训练乡兵的任务，社学武装可称社学团练。 广州上层士绅也办团练，他们建立大佛寺绅士公局，董事会成员多为书院山长(相当于现下院校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大佛寺绅士公局撰写告示威 吓广州城外洋行区的英国人，创作诗歌赞美三元里抗英英雄，揭露广州当局 昏聩导致军事和外交的失败，控诉外省援粤清军对外怯懦对内残暴，其政治意图是战时的广州由公局和团练自治。 社学士绅群体由尚未进入官僚系统的文武举人、生员组成，因被战功、 捐输等因纳入品级管理，下层士绅人数急剧增多，利益要求亦趋多元。下层 乡土士绅与上层绅士儒学信仰相同，政治、经济地位则全然不同，这使得鸦 片战争初期的广州团练未能形成紧密型集团组织，城内上层士绅团练与乡村社学团练并非隶属关系。 广州买办阶层的处境跌宕起伏，他们在 1841 年被视为唯利是图的汉奸， 1848 年反入城运动中则出力甚多。广州买办富绅伍崇曜，1854 年出面联络行 商之子梁伦枢成立护城委员会，募集 50 万两白银建立自卫团，被地方官府、 绅民视为民族英雄。买办团绅身份多元，他们曾是官方外贸代理商，通过捐 纳成为红顶商人，同时又是外国洋行金融、贸易经纪人，与反满组织天地会 等亦关系密切。广州持续经久的反洋运动影响到对外贸易，粤籍买办转赴上 海开拓新市场。在沪粤籍买办是上海城市团练的重要推手，为在内战中保护 私有财产，他们组建买办私属武装。当时中国的资本所有者未具近代政治意 识，他们多是实用主义者，选择走便利实惠的路，通过捐纳获取官职，依靠 体制保护其商业利益和财产安全，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立场仅表现在对外贸易事务中。 内部斗争和变节，使粤籍买办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权。继而获取上海统治 权的浙籍富商吸取粤籍买办官员教训，不再组建城市团练，把白银花在招募 外籍雇佣兵组建洋枪队上，人数不多的私募武装战力强悍，因战功由清廷允 准改名为常胜军。他们给予外籍雇佣兵“加厚”的薪饷，“自是常胜军之用， 始得力矣” 。外籍雇佣军职业性地扮演城市保卫者的角 色，使这座通商口岸城市一度成为中外资本所有者的战时避难所，使上海这 座脆弱多难却又生机勃勃的通商城市在战争中存留下来，同时给东方大陆烙 下含义复杂难以言喻的近代性印记。 湖南书院精英在团练运动中脱颖而出，知识群体在儒教政权陷入危机时 组建团练，在此基础上以雇佣军湘勇的名义与地方团练脱钩。由在籍办团缙 绅曾国藩统领的宗法制武装湘军，以强大的内河水师和野战陆军战胜南京政 权的太平军。满蒙八旗军主力在内战中覆灭后，湘军和由湘军分出、独立成 军的淮军并肩而立，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湘淮集团动摇了由中 央政权和地方士绅阶层构成的双重统治格局，湘淮系督抚道府既是清廷任命 的军政主官，又是代表湘淮集团的地方主义者，兼顾中央政权和地方集团的 利益，而非地方士绅群体的代言者。中央政权和地方士绅阶层构成的双重统 治架构，因湘淮集团的插入演变为多重统治格局。 浙江温州也属于早期办团的地区，此间地方武装分为缙绅大族团练、乡 土士绅团练、工商市民团练。前身为秘密宗教组织金钱会的工商市民团练平 阳金钱义团，领导者为木材商、粮商和手工业作坊主。金钱义团与瑞安缙绅 大族团练安胜义团对峙，双方在博弈中挤压蚕食乡土团练统治区。缙绅大族 武装、乡土士绅武装、工商市民团练在对抗中形成等边关系，以政治身份、 地方影响及军事实力提出权力诉求，触碰固化不变的儒教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离开乡村迁入城市者，他们以各种职业谋生，被耕读社会 维护者视为三教九流。团练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处境，因加入武装组织且握有 兵器，一直以来陷于边缘化处境的底层市民，终于可以平视乡村士绅甚至地 方官员，他们要做城市共治者和社会秩序维护者。工商市民团练是汇集了商 贾百工、会徒僧尼、兵弁游民、底层市民的地方武装，以其纷杂随机的多神崇拜、经商制器所得的财富积累和挣脱儒教秩序的自由意志，挑战向来鄙视 他们的在籍缙绅和乡村士绅，由此突破了乡村宗亲团练模式，为团练运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及变数。 皖北苗氏团练踩着历史旧辙倒行，试图复制汉末豪强割据模式，组建者 苗沛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军阀。苗氏团练在统治区域实行圩寨制度，所有 居民被纳入网格化管理。圩寨制度有别于保甲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领导权由 有产者出资获得，捐款用作团练经费。苗氏军阀建立了新的权力制度，帝国 双重权力格局再次受到重击，地方官府治权难以下沉到基层社会，文官系统 因缺乏施政接口失去行政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