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新历史话语系统与“神圣东方主义”——西班牙源语语境下的《中华大帝国史》研究杨乃乔1.从现当代上溯贯通古典学传统的底层知识逻辑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初，我在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系讲学。期间应西班牙著名汉学家雷林科（Alicia Relinque）教授的邀请，于2016年10月9日至16日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Universidad de Granada）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开设一个比较文学的讲座。当时，我们与会学者都集中住在格拉纳达大学的宾馆，那是一座傍依于山麓半腰修筑的西班牙式旅舍，周遭环境是地道的西班牙南部独有的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风情，从宾馆餐厅的阳台就可以眺望到坐落在对面山上由中世纪摩尔人建造的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Palace）。我们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吃住，西班牙生活的舒缓节奏倏然浓郁地倾泻而来，让疲于奔命的学者们不知所措地在焦虑的释放中陡然惬意了起来。因此学者们在没有时间限制的用餐中谈天说地，话题的兴奋点大都是讲述一路从欧洲走过来的风土人情，大家久违地激动不已。也就是在宾馆餐厅的阳台上，我们结识了高博老师。当时，她正在格拉纳达大学讲学。而事实上，我与高博老师的聊天，一开始就沉浸于纯粹的学术话题中，一直没有外溢出去从众地谈论这座古旧的城市及其民俗与文化景观什么的，我可以感受到高博对学术研究及前沿学术信息充满了兴趣与执着。一段交谈之后，她知道我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也很快地了解到她的学术背景。高博本科和博士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她是一位专业学习西班牙语言文学的青年学者。我想大概也正是如此缘由，高博对在西班牙本土谈论西班牙风土人情多少有些疏淡，因为她一直深处其中。随后我也得知高博曾被外交部录用从事翻译工作，但由于她的事业拓展志向更在于学术研究，而没有兴趣做每日例行的外事公务翻译——“象胥”，所以最后选择了来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从事西班牙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毫无疑义，她的选择是明智的。在日后较长时间的交往中，就我对高博内在气质的了解，她的确更适合在大学做一位研究性学者。那种在任何行政场合遇到任何人都可以表现出游刃有余的流俗聪明，的确与她没有太多的关系。在我们的第一次对话中，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多年来间或地闪回，不曾忘记，很有意思！在用餐时，我随口提到晚上要去开设一个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讲座。高博听到后，表示自己也很想去参加，想了解一些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国内外相关前沿学术信息。于是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也跟您去遛达遛达！”高博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操着一口很好听的京腔，“遛达遛达”又是表达闲适散步的北京方言，这确实很有意思。也正是这次“遛达遛达”，让高博对比较文学有了充分的了解，当然还由于我们接下来几天的讨论，她决定开始从自己的西班牙语口译教学与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研究。具体地说，是转向中文与西班牙文的比较文学研究，即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汉语本土学界崛起以后，在短期内即勃兴为一门充满争议的显学。四十多年来，无论学界及其相关学者对比较文学投以怎样的诟病性批评，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在底层逻辑上贴合于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互文审视的普适性诉求，因此依然不可遏制地发展了起来。比较文学总是在频繁宣告的危机及周遭专业学者的置疑中不断地突围，一路艰难地跋涉至当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对语言的择取是非常敏感的，同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国家、民族与区域这三种概念所指称的人类群体，往往是在语言的覆盖下呈现出各自思维的心理特质及文化内涵，所以在汉语比较文学界也因两种语言文学的交集性思考，而汇通性地成立了一个个具体的二级研究方向：如中英比较文学研究、中法比较文学研究、中德比较文学研究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上述四个二级研究方向，都曾涌现出优秀的学者及研究成果，然而从更为宽阔的语言领域审视，恰恰中文与西班牙文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处在亟需开拓的状态。盘点中国比较文学界，我们的确还无法提出可圈可点的自觉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那就更不要说与其相关联的科研成果了。西班牙语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西罗曼语支，在历史上曾有多少国家、民族与区域辖制在西班牙语的思维、言说与书写下，这已不再是学界学者无知的盲点了。并且西班牙语言文学、艺术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有着久远的历史，这也是学人所共知的。请注意，我在这里所使用的是“西班牙语言文学”这样一个全球区域的概念，而没有使用“西班牙的语言文学”这个国家文学的概念。当然关于西班牙语覆盖的国家、民族与区域所生成的历史、文化与文学艺术对世界的整体性影响，高博更有言说权。我在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一直是亟待开拓的领域，这与西班牙语言文学、历史、文化与艺术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对等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至当下这样一种纠缠于正负张力的显学状态，无论怎样，我们应该呼吁更多能够熟练使用西班牙语的中国学者走进比较文学研究这方领地，拓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以就此研究领域的空白给予补缺。从语言能力掌握的程度来看，高博的西班牙语是非常漂亮且地道的。然而在大学的课堂上持久地讲授口译与翻译这类技术性课程，定然不是高博的兴趣所在。高博是一位有着问题的诉求就会给出思考的研究型学者，这是她的本然资质所在。我一直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有一种恰如其分的自然契合，硬性地追求反而会让学者一路走得非常滞重、艰涩且焦虑。从事学术研究本来就应该是一项极少数有兴趣且有资质的人所选择的生存方式，既高贵又清贫，并且其中绝对没有任何赶时髦的外在显摆价值。除了思想在抽象的存在与虚无中或许被周遭少数同行看上一眼，再或许偶尔被投以一种并不情愿的尊重之外，知识分子大多处在无人喝彩的寂寞中。再递进一步具体而言，不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适合从事自己当下所面对的研究专业，又或许长久地被圈入其中却又很少能够体验到学术研究的愉悦，那便是遭遇一场焦虑无穷的隐性压迫。学术与学者之间不尽然是一种扶同捏合的逻辑关系，需要自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