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精装版的通知，我再次有机会修订了此书。我首先想表明的是，任何作品的出版都有它的时代性，也都反映了作者在一个特定时代或特定阶段的想法。一本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如果被解决了或者过时了，那就表明那个时代或阶段已经过去了，而当我们发现，一部著作可以在其初版后的近二十年中还在重印时，也即表明，著作中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至少是尚未被解决好，或者它更可能是在回答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基本问题，以至于人们还需要持续关注这部著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重不重要，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自己回答的，不用我来放大音量反复强调。但必须说明的是，《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的论述方式是学术性的，其中的问题意识是，我们如何来研究这三个基本概念，以及作者从中发现了怎样的社会运行规则与特点，或能提供怎样的分析视角与理论框架。这样一来，读者也就清楚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首先，这本书不是通俗读物，如教读者怎么做人，也不是古今故事大汇编，如告诉读者如何在职场打拼。本书属学理探究性质，其中每篇论文都曾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这点决定了它的读者群是对学术研究有所偏爱的那些人。其次，这本书的时代要求在于，作为学者，我们如何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未必如若干读者理所当然地以为的那样：可以省略一些“论述”，直抒己见即可。这些论述部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时学界处于中国化、本土化的争论状态，尚没有出现今日更为明确的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倡导。如果由文（学）、史（学）、哲（学）来进行这一方面的思考，那我相信，相关的讨论和争议会大大减少，因为这些学科比较容易与中国传统学术衔接，尽管学者对于如何衔接也将会争论不休。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作品鲜见，这也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如此重要的原因，而其本身可被视为当年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结晶。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视角、理论、概念与方法铺天盖地地进入中国的课堂，成为我们的研究“指南”时，如何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问题。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化与本土化再次成为中国社会学及相关学者的关注焦点之一。那时说要“补课”，补的是西方的课。那时要讨论本土化，除了呐喊和呼吁外，更急迫的任务却转成了学术规范化，而极少有人愿意去想一想：如果真的不套用西方理论来言说，那么我们自己究竟能拿什么样的成果呈现给大家。我想，“幼稚”也好，“肤浅”也罢，万事总得有个开头吧。那时，我刚研究生毕业不久，先关注到了中国台湾地区关于本土化的讨论，又花了五年时间，写出了《中国人的脸面观》。以此两方面为基础，我在后面的几年中，一方面给出了我的本土化主张，另一方面在本土化的视角、概念和理论框架上提出了我的一系列思考和具体研究，最终成了这本集子。当然，学术是发展的，在进步的。随着国内不断涌现出相关的讨论与研究，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局限和不足，自然也没有停下步伐，并时而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或许，我现在做的研究仍受到一些局限，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样会遇到当年的情形，对其说好的、说不好的或持否定意见的人都有，但我能期待的，依然是未来时间的检验。这次调整较多的篇幅集中于《心理学本土化之我见》与《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其他各篇文章也都有所改动，但愿这版能够成为多次印刷后最好的一个版本。当然，一部旧著再怎么增删，也还是代表着过去，而我后续的研究则呈现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一书。而令我自己惊讶不已的是，这次重读书中的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一文（《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威结构》），竟然无意间发现，《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中的部分论文，早在十几年前的那次讲演中就开始酝酿了。这点足以证明，我是坚持不懈的。翟学伟2023年4月23日（第二十八个世界读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