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我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折了角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开始重读费尔南徳·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这本著作。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巴西甘蔗种植园与奴隶制历史上，并就这一主题撰写了一本书。那段时间，我广泛阅读了当时出版的一些精品著作，内容基本围绕巴西、西班牙美洲展开，还囊括了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种族关系、种植园体系及殖民社会等相关领域。写完那本关于巴西蔗糖的书后，我开始考虑做一个有关加勒比地区的新项目，但这一次，我想将视野转向奴隶制以外的、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个统一主题的新领域。加勒比地区与地中海似乎大致相似，因此我翻开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位老朋友，以期从中汲取灵感。这本巨著颇具奇思，作者另辟蹊径，将目光投注于遍布地中海中的岛屿以及环抱海洋的大陆、半岛、山脉和海岸。当时，这种重新看待一个地区历史的方式无疑相当令人兴奋。布罗代尔淡化政治变迁，无视这片海域分为基督教区和穆斯林区，或其历史划分受到民族或文化疆界限制。他致力于发掘哪些要素能够将地中海地区定义为一个整体，这些要素往往超越民族、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在塑造该地区共同的行为方式、信仰和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效用。0000那年夏天，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清楚地看到，地理和环境，或是布罗代尔所说的“气候”，决定了那片古老海域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要素，面包、橄榄和葡萄树在那里创造出了共同的文明。x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气候是人类活动不变的物理背景——这种观点会遭到今天的环境史学家质疑——但他的研究中心却已经逐步转向探索人类活动与物理世界的关系——这是他与战后许多法国同僚的共同兴趣，也是历史学的一个重大突破。1并非只有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 (Le Roy Ladurie) 和其他法国学者采用这种研究方法。 作为一名功底还算扎实的拉丁美洲学者，我当然知道，早在“环境史”这个名词出现之前，智利学者本哈明·比库尼亚·麦克纳（Benjamín Vicua Mackenna）在1877年就已经写出了一本关于智利气候的早期环境史杰作，我也重读了这本书。2在构思这个研究项目并就加勒比地区进行更广泛的阅读时，我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比环加勒比地区更适合用布罗代尔的历史分析方法了。相较于环加勒比地区，更适合这种历史叙事的地区可谓屈指可数。在这种历史叙事中，横亘于不同民族、不同史学之间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界限可能被打破。在古老的地球构造运动作用下，数百个岛屿散落在两块大陆的沿海地区之间，形成一条岛链，绵延约2500英里（4000公里），中美洲和墨西哥地峡将两块大陆连接在一起，这条地峡也被巴勃罗·聂鲁达称为“美洲的小蛮腰”。这些原本按拓殖者的语言和文化划分的地区，后来都形成了自己的地方话或克里奥尔语变体，在地理上也划分为拥有各自历史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大陆国家和岛国，有许多理由将它们分别对待。正如牙买加历史学家内维尔·霍尔 (Neville Hall)曾经提到的加勒比岛“珍珠”链一样，“从加勒比人、西班牙人、其他欧洲殖民者到后殖民政体都试图将这些‘天然散落的珍珠’重新串在一条持久的链子上，用某种鼓舞人心的团结原则把它们凝聚在一起，然而这些持续不断的政治诡计都落空了”3。但同时，这些加勒比国家有明显的共同点。从查尔斯顿到卡塔赫纳，从韦拉克鲁斯到布里奇敦，相似的植被、相似的景观、相似的生活节奏和相似的物产使加勒比社会既具有相似的经历，又是在生存上相互竞争的手足。所有的加勒比国家都曾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欧洲人的殖民、土著人口的毁灭、非洲奴隶制、种植园制度、xi多种族社会的形成，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移民潮、种族遗留问题，以及争取独立的斗争。为了寻求切实可行的政治和经济出路，它们都曾进行过各种政治形式试验，一些国家也曾陷入专制统治的泥沼。在后现代社会，这些实验有时甚至会提出类似离岸银行、毒品交易或性旅游等看似荒诞的解决方案。想要从加勒比地区餐桌上常见的加勒比大蕉、盐鳕鱼和朗姆酒中看出与布罗代尔笔下那个由面包、葡萄酒和橄榄构成的地中海文明相对应的文化统一体或许有些异想天开，但是，加勒比地区在过往经历、时空条件等各方面的确拥有很多共同点，其中地理因素的影响更是重中之重：生活在共同的环境条件下、遭受共同的灾害——地震、火山、海啸、干旱、流行病——打造出某种“跨国”的共同经历。在这些共同的挑战中，气旋风暴（北大西洋的飓风）最严峻、最频繁，特点也最鲜明。因此，我开始考虑用飓风以及大加勒比社会如何看待和回应飓风作为一种元叙事、一个总主题来组织材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审视这个地区的过往。过去有人采用过其他类似的主题，譬如奴隶制、战争、种植园、移民和殖民主义，这些主题都提供了“跨国的”元叙事角度或是大加勒比地区历史的叙述方式。我的研究目的并非取而代之，而是希望用一个自然历史的元素作为主题，为审视大加勒比地区历史提供另一个有用的工具，这个元素也以各种方式影响了其他所有的主题。然而，在我有些天真的意图之下隐藏着两个认识论问题：首先，飓风似乎是典型的“上帝之作”，是历史之外的现象，无法为人类所掌控，因而更应该用神学或科学解释，而不是用历史分析。同时，也容易落入地理或环境决定论的陷阱，许多学者就曾不幸“中招”，把地理或气候当作自变量，用环境制约来描述一切，使其他一切元素都成为因变量。xii我一直努力对这个陷阱保持警觉，避免过多地归因于环境，或者淡化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气候与地理在设定界限的同时也创造了无数种可能性，而人类社会也在不断试探或重塑这些界限。在此过程中，人类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有时能抓住机会，有时会错失机会。本书旨在探讨这一切为何能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发生，又是如何实现的。尽管地区内部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但相同的环境威胁却能让人们给出类似反应，当然，这些活动总是受到当地政治和社会现实的限制。 在这项研究中，我坚持这样一种普遍的立场，即自然灾害从来都不仅仅是自然现象，也是在灾害发生之前、发生时和发生后人类行为、政策和态度的结果。在这项关于飓风的研究中，风暴本身并不像在气象学家们的著作中那样担任主角，无可否认，气象学家们在再现历史上风暴的规模、强度和轨迹方面做出了相当出色的研究4，我从中获益良多，但我的研究目的不同。我关注的是受风暴影响的社会、人们和政府如何应对风暴，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文化如何感知或理解风暴的本质和意义。因此，尽管大气现象是这项研究的中心，而且一些研究的元素来自环境史的主要方法，例如对于飓风的物理特性和科学理解，或是对于自然、科学和上帝的理解发生变化如何塑造了人们对风暴的反应，本研究的重点是飓风如何塑造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大加勒比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又是如何影响了风暴。5考虑到大加勒比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这本书必然是跨国研究和比较研究。飓风不受政治和文化边界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将集中呈现不同人民和国家如何面对同样的自然灾害：面对同样的风暴，采用不同的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有时面临共同的挑战，人们也会寻求同样的解决方案，甚至不顾宗教或政治分歧携手应对。在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飓风仅仅是一种潜在灾难。某种程度上，区分飓风与更笼统的自然灾害毫无意义。xiii 历史上，火山喷发比大多数飓风更致命，例如，1902年马提尼克岛的贝利火山喷发造成3万人死亡，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疾病一直是最致命的杀手，导致大批土著居民丧生、无数被迫移居此处的非洲人病亡，而生活在大加勒比地区的欧洲人因病致死的概率更是非洲人的4倍。6尽管如此，在大加勒比地区人们面临的危险中，最有特点的还是飓风。飓风本身便带有毁灭性的力量，不仅如此，它还会引发其他灾难。甚至在18世纪，人们就认识到飓风对居所和庄稼的破坏会引起人口减少，人们更容易遭受饥荒、流行病或其他灾害威胁。早期的现代观察者们也察觉到了飓风“祸不单行”的特点。他们认为飓风、物资短缺、干旱和疾病是相互关联的灾害，与海盗、战争、帝国竞争和种族清洗的早期形式一起构成大加勒比地区的显著特征。这些危险加起来有时会导致宿命论，把大加勒比地区视为反乌托邦。然而，某种程度上，大加勒比地区在提供财富和权力方面的潜力抵消了这种负面观点。1781年，约翰·福勒在大加勒比历史上最严重的飓风造成的废墟上写道，正如最善良的人和最有才华的人往往受到强烈的激情驱动，拥有最肥沃的土壤和最丰富的物产的加勒比群岛，比世界其他地方遭受更多的飓风和地震。因此，对于福勒而言，这里的灾难证明了大加勒比独特的潜力和优势。7 尽管人们的确经常把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或决定导致的战争或经济崩溃等加以区分，但总有一些人认为，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的痛苦无论是源自大自然还是文化，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关于这种区分本身是否有意义的争论构成了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核心，也是福利国家（état Providence）的起源。此外，xiv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人类对气候条件的广泛影响得到证实，进一步模糊了人为灾难和自然灾害之间的区别。飓风是强烈的气旋风暴，通常但并不总是伴随着暴雨。在北大西洋，盛行的东北信风与自赤道以南而来的东南风交锋的区域经常形成飓风，气流相遇造成了大气不稳定。夏季，在热带和副热带海域上空形成低气压带，暖湿空气上升进入不稳定气流，随着风开始逆时针旋转，对流导致水分迅速上升。在有利的大气条件和温度下，风暴将在相对平静的“风暴眼”周围加剧。这里的飓风通常伴随着雷暴和暴雨，风速可达每小时175英里以上，风暴的直径可以覆盖 300—500英里甚至更大的区域。强飓风的破坏潜力令人恐惧。气旋风暴是一种全球性的气候现象，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大西洋都有气旋风暴发生。尽管每年全世界的飓风仅有11% 左右发生在北大西洋，但我对其中的大部分地区——在这里我称之为大加勒比地区——尤为感兴趣，因为这个地区过去的殖民定居点、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以及它们随后发生的独立斗争、去殖民化和美国霸权的历史等诸多要素总是相互关联。这个环加勒比海地区或（大）加勒比地区在地理和概念上都处于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核心，这个大西洋世界由殖民征服、奴隶制和种植园的历史所定义，直到今天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仍然背负着这些沉重的历史负担。8不同的学者做过各种尝试来界定大加勒比地区的界线，本书将墨西哥湾和美国东南部也包括在内。如果拿一个指南针，指向巴巴多斯的首都和主要城市布里奇敦，我们就可以画一个大圈，将形成这个大西洋世界的主要地点大体囊括其中。向东2800英里是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向西2700英里是墨西哥城（图01）。xv里约热内卢港距离巴巴多斯以南约2700英里，而巴西殖民地时期的首都和奴隶贸易的主要终点站——萨尔瓦多距离巴巴多斯比里约热内卢近约430英里。在北部，切萨皮克湾标志着奴隶经济和烟草经济的北部边界。华盛顿特区距离布里奇敦大约2000英里。当然，在这个大圈之外的土地上，同样存在着奴隶劳动，种植园和庄园也得到蓬勃发展，马德里、伦敦、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和巴黎的殖民当局都在大圈之外，但在某种程度上，用一以贯之的历史来定义，巴巴多图01大加勒比地区和飓风袭击的主要区域(由圣地亚哥·穆尼奥斯·阿巴莱斯绘制)斯仍然是大西洋世界的地理中心。9与其他着眼于大西洋、强调历史比较和相互关联的书不同，本书通过展现近代早期历史的连续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技术、科学、思想、金融和其他形式的现代性在大西洋世界的创新10，将时间跨度扩展到了20世纪以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通过用长时段观察的方法追随布罗代尔，尽管我深知，如此之大的研究范围势必会带来重点不突出、覆盖面过大等一系列挑战。在大加勒比地区，有一个狭小得多的大西洋飓风区；巴巴多斯靠近飓风区的南缘。尽管形成飓风的热带低气压在广阔的大西洋上生成，并一直威胁着海上贸易和水手的生命，但我却在本书中将笔墨主要集中在这些风暴对陆地和社会的影响。当然，总是在温暖的海面上孕育和形成的飓风，突显了海洋在大加勒比地区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但各地对飓风影响的感受不尽相同。飓风也并不是随机现象，大气条件和物理特性限制了它们的运动。例如，极少有飓风在北纬 20度以上直接向西横穿大西洋，袭击美国东南部海岸，因为百慕大上空的高压区相对静止，迫使它们向南或向北偏转返回大西洋。11巴巴多斯位于北纬13度左右，因此不经常受到飓风袭击。飓风在该纬度地区并不常见，并且从未在距赤道5度的范围内形成，因为在物理因素的作用下，气旋风暴的旋转运动受到所谓“科里奥利效应”的阻碍，其中地球在赤道纬度的自转阻碍了飓风特有的循环风模式。因此，巴巴多斯以南的岛屿，诸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库拉索岛很少受到风暴的影响，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哥伦比亚的边缘地带也很少受到风暴的影响，尽管它们都在大加勒比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许多该地区的其他重要属性。再往南是巴西沿海地区——美洲的另一个大种植园—奴隶制综合体，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是加勒比地区的对手，有时也是榜样，同样不受飓风及其相关问题的困扰。因此，在本书中，巴西沿海地区没有扮演主要角色，尽管在许多方面，它的历史与加勒比岛屿和美国南部的历史相似。xvii本书关注的重点并非飓风本身，而是大加勒比地区的民众、政府和社会如何应对飓风。我从1492年欧洲人首次抵达加勒比地区开始讲起，但现代气象学和海洋学研究表明，在更新世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出现之前，飓风已经造访北大西洋数万年，远远早于美洲开始有人类居住。当然，只要人类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这些自然现象就不是“灾难”，但古气候学的子领域（古代风暴和天气的研究）和数百项现代的后飓风研究表明，大风暴对动植物、水资源以及地貌景观、珊瑚礁、筑巢地和物种生存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2研究表明，对于大陆和岛屿、大岛和小岛，气旋风暴的影响不尽相同，从热带以北分布的高温和湿度是构成飓风的基本要素，一些研究还分析了这个过程如何对大陆和岛屿的形成及其居民产生长期影响。当代许多关于飓风的研究都围绕这些环境和生态过程而展开13，我采用了现代飓风研究中的一项进展，但用得有些不合时宜。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程师赫伯特·萨菲尔和气象学家鲍勃·辛普森开创了萨菲尔辛普森（SaffirSimpson）飓风等级，根据持续风速和气压创建了从一级到五级的飓风等级分类（图02)14。这个飓风等级表可以帮助估算伴随飓风的风暴潮的高度以及相关的财产和环境损失。三级及以上的风暴（风速达到111—130英里/小时），气压变化从2790—2846英寸汞柱（945—964毫巴）是强烈飓风。在使用这种分级方法之前，很难对飓风及其影响进行比较，尽管人们一直在这样做（即使不准确）。17、18世纪总督和观察员们的报告经常提到老年居民的记忆，他们可能会说一场特定的风暴“比99年的那场飓风更糟”，或者“比28年的那场更可怕”。政府和社会只能依靠这种轶事性的描述以及损失和死亡记录来衡量风暴的影响。现在，用萨菲尔辛普森等级表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跨越时间的比较，本书也将运用这个衡量标准来估计飓风强度和影响。1500图02萨菲尔辛普森（SaffirSimpson）飓风等级表（由 RL谢泼德设计）在飓风发生的任何海域，气旋风暴与人类力量互动的历史总是在强调破坏与应对这一不变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包括却不限于风暴起源理论、政府职责、科学知识及技术的重要影响、通信系统在降低风暴影响上的作用等。但是，如前所述，如果对奴隶制及其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这两个贯穿始终又相互联系的特殊历史条件避而不谈，或是对20世纪美国政治、技术和经济霸权视而不见，就无法充分讲述大加勒比地区的飓风历史。这两种现象都给整个地区及其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留下了长久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会非常鲜明而强烈。正如本书将展示的那样，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很久之后，社会和种族差异仍然左右着社会反应的模式，而种族问题，即使像在19世纪和当代社会那样，逐渐演化为阶级词汇，我们依旧可以从大加勒比地区政府和民众应对风暴的方式当中窥见它的身影。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也不难发现，在过去五个世纪中，支持或是反对政府向受灾民众提供援助的论点有显著的连续性。而到了1898年以后，美国向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扩张、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目标、通过倡导某些形式的资本主义以及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国际机构的能力，也影响了整个地区面对飓风和其他灾害的应对方式。书写五个多世纪里环境现象与不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势必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当然，也会受到一些限制。由于这个地区在当代每年平均发生8次飓风，我们可以粗略地估计，自哥伦布到达大加勒比地区以来，这里经历了大约4000—5000场飓风级别的风暴。因此，我们显然不可能对飓风进行逐个描述。而且，即便这样做，对风暴特征和轨迹的重复描述，以及大篇幅描绘涨水、狂风、被掀飞的屋顶、支离破碎的家园以及人们心碎的眼泪，也会令人麻木。因此，在整本书中，我都会挑选出每个时期那些能够代表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主流看法的飓风，或者那些在具备一定资源的前提下有可能激发社会和政治对策的飓风。我选择的飓风往往与社会或政治变革明显相关，或是能够刺激政府政策的变化继而引发社会变革。这个策略也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别致命或代价惨重的风暴上，因为它们通常会有更多的史料，引发政府更多的关注，但这些“大”风暴有些也并非十分典型，因此我试图以更概括的方式讨论灾难较轻情况下的社会反应，来平衡对各种情况的阐述。这项研究的内容跨越了五个多世纪，研究区域横跨多个文化和国家，我意识到有时我对重要的子主题，如气象学、通信技术或保险业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略，而且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其他成熟领域也只是浅尝辄止地一笔带过。自1942年彼蒂里姆·索罗金的灾害研究首次发表以来，从对某场洪水或地震的微观研究到将灾害作为后现代世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义研究16，社会学家已经撰写了关于灾害和风险的大量文献。灾害管理政策及灾难经济学也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出版物、专业会议，以及来自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救援机构的作者和读者。我从这两个领域都学到了很多，但同时我也发现它们并不总是有助于理解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我的目标是写一部历史，它不仅要反映天意和自然的概念变化如何塑造人们对大风暴的看法，还要体现出人们如何应对风暴的理念。在这本书中，我想探讨对慈善机构、社区和政府职能的态度转变是如何改变国家和民众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的，进而探讨政治和思想变革如何塑造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看法：人类逐渐认识到，人类对环境本应负有一定责任，而自然现象正是构成环境的一部分。飓风史学由来已久。最早的研究出现在19世纪，学者们凭直觉认为，建立风暴及其特征的记录可能有助于确定预测未来飓风的模式。后来，气象学家开始涉猎历史资料，认识到风暴同样是物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加深了对其特征的理解。到20世纪，出现了许多针对飓风史的研究，有些是对个别风暴的详细研究，有些则是对个别岛屿、国家或州的飓风史的研究，这些研究有时并不拘泥于分析，而是将重心放在区域和古代上，但通常来说这些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当地信息。在过去20年关于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社会和政治史的新书和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为本书提供了极好的范本，一些书甚至详写了我在此书中仅以概括方式介绍的事件和问题。马修·马尔卡希对英属西印度群岛飓风的深入研究、查尔斯·沃克对1746年利马地震的研究、约翰·姆克内尔的《蚊子帝国》、杰弗里·帕克的《全球危机》、路易斯·佩雷斯和谢里·约翰逊关于古巴飓风的著作、埃瑞克·拉森关于加尔维斯顿大灾难的研究，以及雷蒙德·阿森诺对美国飓风政策的概述文章都是创新史学的一部分，以一种新的方式将环境、社会、文化和政治历史结合在一起。17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通过对过去灾难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应对未来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环境挑战。